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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点头。说来也怨你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年，你挑着“八股绳”回家乡。本来，你这些年在外干啥，谁也不很清楚。可是你对膝下3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生闷气，隔三差五喊叫：“牝马上不了疆场，要你们何用！”随后，你又莫名其妙将她们女儿气十足的名字改为“程镇”、“程山”、“程宝”。改就改了呗，你要故作高深地对人讲：“为啥改得不好？哪朝哪代没有‘镇国宝’？哪山哪岭没有‘镇山宝’？要是婆娘不死，再生一儿，就叫‘镇山宝’！”别人说：“别胡说了。‘三千斤’还不能给你送终？”你诡秘地回答：“我那卷兵书传给谁？”

正是这些惹出了祸事。“王同志”宣布你右派罪行时说：“乡亲们，想一想！‘镇山宝’多新鲜的名字：这就是要保‘蒋中正’、‘孙中山’的江山，为他们反攻倒算准备后备力量！还有，他始终不交的那卷兵书，八成是蒋中正颁发的！是用来教人打共产党的！划右派该不该呀？”台下一片掌声。

今夜，叔叔要送我兵书，多种滋味涌上心头。我胆怯地问：“那书在哪里？”他一睁惺忪的醉眼，说：“稍等！”随即缓步向竹楼爬去。不一会儿，就听楼上有响声，那是从草屋的顶棚上传来的。又一会儿，他就捧着一本发了黄、边沿已经磨光的线装书稳步向我走来。我伸手去接，他并不立即就给，却神情庄严地说：“传书于人，这是天意。你得对天发誓：苦读深研，不负先贤！”我重复一遍。他又说：“再发誓：深明国艰，文韬武略，驰战沙场。”

我犯虚了，对一个曾经是伪军官、“真右派”的阶级敌人，能发这誓吗？他看我额冒虚汗现出为难之状，顿时火了：“我当年也是在台儿庄打的外国鬼子呀！狗日的日本矮子，犯我河山，不打他打谁？”随后，他缓和了口气说，“自那场恶仗后，我改行经商了。要不是那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回来干啥？眼下世界也不安宁，传你兵书，还不是为你今后有出息！”说着，他泛红的眼眶里泪珠在打转。

我不忍心他眼泪滚出来，一狠心照着宣了誓，忐忑不安地接过兵书，但观扉页上写着“不识天文不为相，不懂地理不为将”。其目录为“地理篇”、“气象篇”、“水文篇”、“急救篇”……全是他用蝇头小楷写成。再翻内容，大多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章节、警句中摘抄而来，地地道道的一本军旅常识书籍，政治色彩绝不鲜明的手抄本。

好一个“杞桥传书”！我虽不是张良，但程文叔似乎成了“黄石公”。他把那卷类似的“太公兵书”传与侄儿，用心可谓良苦也！

我带着这卷“兵书”参军，后来提干了。消息传到家乡，乡亲们说：“这后生全靠得了叔父的兵书！”偶有军旅小文见诸报端，家乡人又会说：“他不能忘了叔父传给他的那卷兵书。”

叔父早已去世，因几次搬家兵书也不知搁置何处，但传书人那颗滚烫的心，依稀还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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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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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重庆出版集团要将我的部分杂文、散文、随笔、特写结集出书。巴蜀鬼才魏明伦亲笔题写了书名，全国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放下矜持，头一遭为人撰写了这篇序言，这都为这本献礼的小册子增色不少。

我始终认为，当今信息社会，绝不缺少文章看，而缺少的倒是机智精到之作。本书所选文章如何，当然还得请读者自去品评了。但心里只是想：现在官员、演员出书盛行，“吾师吾兄雅正”流行，你可千万别戴上有色眼镜，把《半轮秋》也看成这类附庸风雅之作，使它沦为掉进裤裆的黄泥团吧！

我的敝帚自珍是有根据的。当今社会，做官重于做文，我则做文重于做官。因我长期在部队思想战线做领导工作，别人为官不为文，我则为文淡为官。为此，有的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难当大任。我却泰然处之，并不计较什么。随着一篇一篇的文章不断问世，我的“文名”确乎大于官名。如“邓老太爷”系列散文和《文汇报》、《中青报》刊登的大量杂文，一发表就曾引起过轰动。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同代人还能说出它的篇目与内容。这原因，我想无非一是作者的“横空出世”，二是这类文章确也真实地记录和针砭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故而让人关注吧！

我写这些文章时，绝没有留存下来出集子的想法，本盼望它随同那些不良社会现象共同死亡的（鲁迅也曾有过这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一二十年过去了，不想这些社会现象非但未死亡，反而还有“走强”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