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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走，母亲便嗫嚅着说：“那‘信息员’不是李咪娃吗？怎么他又送起信来啦？”

父亲瞪一眼母亲说：“那李咪娃叫邮递员，他叫信息员。两码子事，你说到哪里去了！”

这信息员显然是新名词，我也不太明白，就问父亲。父亲说：“就是探子，经济探子。就像你们城里人说的‘包打听’。他说得文雅了，什么经济信息员！”

母亲“啊”了一声，像回忆起什么，随后忙改口说：“他家出这种人！”

父亲又瞪母亲一眼，说：“出这种人，有啥不好？我看是两代英豪！”

父亲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屠生的父亲叫屠国举，五短身材，酒糟鼻子，镶有金牙。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常到街上的卫生院去治病，药费都是全免的。那是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当过川陕红军的侦察员，年长的人就叫他探子。徐向前总指挥还在巴中县的恩阳河听过他的侦察情况汇报。他讲他如何装扮成瞎子，在顺庆一带侦察敌情，摸清了杨森一个师的兵力部署，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提供了重要情报。他在另一次化装侦察中被敌人捉住，五花大绑押到了我们镇上，捆在一棵大柏树上，任敌人拳打脚踢，他也不承认他是红军的探子。最后，那个现场审问他的连长，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才喊放了他。他也从此与红军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当地政府考虑到他的这一贡献，每月给他20元钱的生活补助费，药费也全免。困难时期，屠国举饿得掏地老鼠吃，有时还偷喝从医院里领出来的“葡萄糖注*”，结果死于“水肿病”。

探子屠生（2）

屠生这一职业，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大年初二一早，我就把他请到家里来，热茶泡起，“红塔山”摆起，听他讲探子的故事。

开初，他总是笑扯扯地说：“没啥讲头！”我却正南八北地说：“屠生，你别小看你这职业，很有意思呢！你想，你父亲当年给红军当探子，那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所以共产党坐江山后，才给他那么优厚的报酬。今天，你又子承父业，做了经济信息员，给咱家乡人民当探子，这不是明摆着，要为家乡脱贫致富作贡献嘛！”

他还是笑扯扯地说：“我没得那么高的觉悟。”

我又说：“你父亲那年，往镇上大柏树上五花大绑一捆，家乡人民才知道他为革命作了贡献。你知道我在部队是搞宣传的，你现在轻轻松松讲几个故事，我把它写成文章，传扬出去，说不定县上、省上哪个掌火的人物，知道你也像你父亲那样是革命的探子，比‘亨特儿’还高明，又为家乡的经济发展立了功业，今后，没准也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呢！”

他又是笑扯扯地说：“我倒不图这些。”

两个小时过去了，一包“红塔山”快抽完了，他就是不说。看来“不动重刑他不招”了，我就故意把脸一沉说：“屠生，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问其他村民去。你知道农村人口杂，他们要是说些不负责的话，使我写出的文章影响了你的形象，那就别怪我啦！”

屠生是顾名节的人，经我这么一“吓唬”，乖了。他眨巴眨巴眼睛说：“那我就讲几件事嘛！”

“老同学，你知道，咱们农村穷，安不起电话。办啥事不像你们城里，拨几个‘洋码子’，几声‘喂，喂，喂’、‘嗯，嗯，嗯’，事情大半就成了。”

“可农村穷，并不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少不了流通领域。这流通领域——你知道，信息很重要。可咱这偏僻的山区，隔山如隔世，与城里往来更少，这信息又如何流通起来？就只得靠脚板搽油，去跑！”

“这阵子，你们城里猪肉多少钱一斤？”探子突然不失本色地问了我一句。

“五六块吧！”

“对了，咱们这一带，现在毛猪才两块多钱一斤，还卖不出去。你说，要是城里有人来拉上几车，到城里杀了卖，那有多大赚头。还有，肥猪一长到了三四百斤，你就是给它吃人参、燕窝，它也不长了。因此，农民一旦猪喂肥了，又出不了栏，喂起来就心寒。我也就是这么被‘逼上梁山’的……”

屠生抖掉一截烟灰后说：1992年春天，他家３头肥猪长得像３头小牛犊。过年前，他就在乡里生猪收购站排起队，人家这月推下月，下月又推下月，月月都不收。他又提起两瓶“沱牌大曲”吆着猪儿去。酒是收了，猪还是不收。收购员亮开嗓门对他讲：“屠生，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你想想，一场杀一头猪，肉还卖不完。运到城里去，倒有人争着买，可那汽车又没得。你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