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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交、肛茭等；三是各种形式的同性恋，这是教会最深恶痛绝的。

遗精本来是男子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因为它显然地和生育无关，所以在当时被视为有罪的，而且是牧师们需要经常处理的一种“罪”，但是这种“罪”实在是太普遍了，连接近上帝的教士有时也难幸免。

再重一些的是与现代避孕相似的性行为，这是就后果而言，不是就当事人的动机和目的而言的。性茭中断或体外排精必须苦修赎罪二至十年，按情节严重程度而定。怀孕后４０天内的自然流产也是犯罪，但处罚比人为避孕稍轻。但任何形式的人工流产都等于三倍的谋杀罪。为了反对婚前或婚外性茭，婚外性茭中断的避孕处罚正好反过来，如果没有私生子，苦修一年即可，如果有了私生子，则须苦修三年。

更重一些的罪行则是既有避孕效果，又有寻求快乐的刺激动机的“反常体位”性茭和肛茭、Kou交。在公元５９０年到８５０年的基督教文献中，把“反常体位”性茭定义为“狗一样地”“从后面性茭”。当时记载：“若某男与其妻从后边性茭，初犯者苦修４０天。”肛茭常被后人和后入位性茭混同起来，其实它受罚更重。当时有两例对肛茭者的判决：一例判１０年苦修赎罪，另一例判１５年。Kou交在基督教义的性准则中比较含糊，有谁对谁的Kou交，She精与否，受精的一方把Jing液咽下与否，偶犯还是惯犯等区别。当时有一例判决是，男子把Jing液射入一个女人的嘴里，应判苦修三年；若他们已成习惯，则判罪七年。对同性恋者的处罚最重，直至死刑与火刑。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性茭是人的隐私，一般不会有第三者在场，用什么方式性茭等等怎么会被发现而被判罪呢？有些情况是被人发现后揭发，或被人诬告；但更多的情况是自己坦白交待，即去教堂忏悔。在忏悔室里，神父用各种方法诱使教徒谈他们的性生活细节，然后反过来加罪。对于这些询问内容，教会还把他们的询问经验汇编成《询问指南》，其内容之怪异实在令人难以想像。今人也许会想，这些教徒怎么这么傻，自己忏悔，自投罗网，自受其害。其实，不要说古人了，２０世纪这种“虔诚的傻瓜”也还是有不少的。

关于性禁忌，最突出、最严酷的是欧洲的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禁欲又是最虚伪的，它往往和纵欲联系在一起，在禁欲的后面却正是强烈的欲望本身，恐惧与畏避后面恰恰就是诱惑与向往。世间许多宗教都是禁欲的，它们都要求抛开尘世的欲念，实质上这往往是在肉欲方面的过激行动。许多虔诚的信徒，往往都体会到了肉欲的强烈诱惑，然后再压抑这种邪念而表现出一种超脱的畏避。当他们揭开了这层宗教的外衣、突破了教规的限制以后，他们泄欲的要求将大大超过俗人。所以，伴随着禁欲的高压，常常有泄欲的疯狂。

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期的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也揭露了这个实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卜迦丘的《十日谈》。书中大量的故事都是描写僧侣、教士压抑下的性苦闷，然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和善男信女寻欢以及这种偷情的疯狂性。作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既揭露、讽刺、鞭挞这种畸形的性现象，又没有把性关系一概斥为人性卑劣方面。他认为这些僧侣、教士的罪过，不在于他们享受世间欢乐的渴望，而是在于道德的伪善和言行相悖。许多揭露的效果是任何说教的方式所难以达到的。作品中那一个个耽于肉欲的形象，实质上是生活在中世纪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人们的生动写照。

在１６世纪以后出现的清教徒，使性禁欲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在禁令森严的清教国家，民众的生活随时可能受到侵扰。各种松弛一下精神的活动会全部受到压制，不能跳舞、唱歌和喝酒，五朔节、复活节和圣诞节的狂欢活动也被禁止，所有的措施都使人保持一种抑郁沉闷的生活格调。星期三和星期日，人们必须去教堂，否则将受到惩罚。无论男女，星期五都不准吃肉，不准相互嬉笑。清教徒禁止一切有关上帝的言论，也不得谈及性，不得使用一切与污物有关的词句，辱骂更是犯了重罪。

对于衣着，也有严格的规定。清教禁止穿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衣服；男女傧相如果把新娘打扮得太漂亮，就可能遭到逮捕。男女服装应有鲜明的区别，以便让人一眼就能分辨。

１７至１８世纪的欧洲，性禁欲似乎稍淡了一些，但是到了１９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性禁欲之风又席卷欧美了。

第三章　人的性行为的扭曲　从纵欲走向禁欲5

斯蒂芬·茨威格在他名为《昨天的世界》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