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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对待他们所犯下罪行上，变得不那么无所适从了。为顺利平和地达成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麦帅占领”（�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Occupation�）没有触动日本政体。与盟军当局在德国所采取政策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认为，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征。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许多人对此的抱怨，包括坚持认为裕仁犯有战争罪行，而且可能根本就是首犯这种说法。在整个1940年代后期，一心想着如何根除战时军国主义的美国，对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基本上取的却是一种　“搁在那里，放一放”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消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称了日本官僚政治中相当多的人的愿——他们只想把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统统忘掉。 到了1945年8月15日，在忍受了多年的艰难困苦之后，日本公众已处于麻痹状态。天皇前所未有地以个人身份宣布投降，更加深了民族的失败感和困窘。人们只想忘记。“忘掉战争”这一愿望，从美国方面而言，和日本方面一样，也是日甚一日。这是因为，美国和盟军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给日本造成的灾难——其顶点为对日本城市惨无人道的轰炸和对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依旧让美国人感到自责。虽然对日军暴行的记忆难于磨灭，盟军复仇的愿望已经相当淡化，这不仅由于日本军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已经得到确认，也因为日本平民当时的可怜景况，以及日本本土上那一座座几乎遭到彻底摧毁的城市。 于是乎，在日本教育中，战争这段时间变成空白。在观念保守的文部省的安排下，1937至1945这一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它钦定的教科书中一笔带过。而随后的年代，由于日本日渐繁荣，对战争的记忆日渐淡化，新的一代对历史真相、对确切发生过的事件，实在是所知甚微。年长的战争幸存者，包括对这一时期应该有更多了解的政治领袖们，采取了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一概不认帐的态度。比方说，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入侵，被说成是“进出”。在一些长于粉饰的日本历史学家的协助下，许多政客竟然争辩说，诸般罪行中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信口雌黄；而在缅泰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中对盟军战俘的粗暴折磨，也不见有人提及；直到最近，恶名昭著的731部队军医对犯人所施行的触目惊心地肆虐方被揭发出来。 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息。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如此众多的人对他们发表这些信件的做法作出的诸如“为什么要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从早已封存的记忆库里翻出来搅得自己不安宁”；“过去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就让它深埋在记忆里吧”这一类反应，耐人寻味。到了1995年，也就是战后五十年的时候，一些日本官员依旧在为这场军国主义战争涂抹洗刷，把它称做“亚洲人对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有些日本学者和历史学家，比如著名作家永三郎和色川大吉，曾经尽力描绘战争的实际状况，但他们的努力由于直面令人不愉快的过去而触怒官方，遭遇强大口诛笔伐。 但《朝日新闻》令人信服地发表了这批信件。《朝日新闻》本来就以提供论坛、供人进行不加掩饰的回顾而著称，这一回，它的编辑一个个不徇情、不苟且，更与它历来的形象相吻合。创刊于1879年的《朝日新闻》已经以其走过的岁月为自己作出证明：它是日本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之一，或许可以说，就是最杰出的。《朝日新闻》的杂志、书籍和日报全国发行，当天的报纸同时出现在东京、大阪、九州和北海道，发行量超过了1300万份（早报和晚报），覆盖全日本，仅次于《读卖新闻》。大阪起家的《朝日新闻》，多年来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它崇尚自由与理性，一直尽量对事件作不偏不倚的公正报道。 在战前的几年里，军部把持政府，《朝日新闻》为保持自己的特色举步维艰。1930年代，它的办公室数度被砸，还有几次被右翼打手翻了个底儿朝天。在美军占领期间，和后来的1970年代，《朝日新闻》采取的是相当温和的左倾（即关注现实以求改造）的编辑方针。这一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想——它曾经弥漫于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意图将日本变成“工人的天堂”——被证明其实是一个幻想时，也渐渐弱化了。眼下的一代《朝日新闻》的编辑们，在公正地对待新闻方面，在日本可能已无出其右。它立足于《朝日新闻》的信用：编辑对来信绝不做任何增删，正相反，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