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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非“中华”不请，真是“今年咱家不收礼，收礼只收中华烟。”我不抽烟，不知道外地的烟价，只知道在温州，“云烟”、“红塔山”、“红双喜”以及“三五”、“万宝路”、“健牌”之类的售价都在每包十元左右，惟中华烟特别贵，都卖到四十至五十元一包，据说软包装（软壳）中华烟比硬包装的更贵，也不知这两种烟有什么区别。温州人一向讲究实际的，不知为什么在抽烟上这么犯傻，放着便宜的名烟不抽，专抽贵的“中华”。而且因为贵，市场上冒牌横行，一不小心便买到假的。温州人还不怕上当受骗，只认中华烟，这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傻，只能称为温州人的“中华烟情结”了。

跟风走一回

现在来说一说温州人现时都在玩些什么吧。我认为，温州人的玩比温州人的吃还不如，温州人在吃喝上虽然保守，瓯菜总是温州人自己的菜系。温州人玩只是跟风而已，外地人玩什么，温州人跟着玩什么，一点也没有独创性，我称之为“跟风走一回”，而不是潇洒走一回。

第一个普通的玩法是跳舞，不分男女和老少，不分职业和贫富。小孩一进幼儿园，老师便教“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跳起来。年青人不是健美舞、形体舞就是在迪吧里跳迪斯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公园、广场跳交谊舞、民族舞和中老年迪斯科。记得早些年我们的电影中，凡有坏蛋在接头，特务在活动，其背景一定是迪斯科舞场，闪烁的灯光，疯狂的扭动之中，夹杂着特务坏蛋的狰狞的脸孔。不知什么时候，年青人就拎着个四喇叭立体声收音机，在公园等地跳迪斯科了。再接着，那些对年青人跳迪斯科大摇其头的老干部，自己在退离休之后，也跳起了迪斯科。几年前，为了国贸大酒店的装修一事，我跟陈建国他们去了“热带雨林”等等娱乐场所去转转，那里的人数之多，音乐之响，灯光之闪烁不定，气氛之热烈，还有跳舞的人群之投入，神情之专注，舞姿之热烈奔放，让我只有震惊的感觉。我没待多长时间就出来了，我无法适应那种气氛和节奏。我想，我是老了。闹“非典”的时候，我太太说，你改一改运动方式吧，去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什么的。平时我的生活习惯是大清早就起来，做做家务浇浇花什么的，却不进行晨练。我的锻炼是游泳，打保龄球，也打过几天网球。但我喜欢“独立劳动”，网球要约人，且要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否则练起来没意思。所以前两者是我的保留节目，但无论打保龄球或游泳，都是公共场所，防“非典”的要求是要避开公共场所，回归大自然。我便跟我太太去了两次马鞍池公园，但我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那里几乎每个空地都有人在晨练，大都是跳舞，有民族舞，有迪斯科，少数在打太极拳，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我的脑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似乎都在做“垂死挣扎”。这个念头当然未免带点文人的臭毛病，但我对公园晨练的感觉不好是事实，这里已经没有了宁静，感觉不到大自然的魅力了。

在公园跳舞的是中老年，在舞厅跳舞的是中青年，而且是中青年中的小老板或工薪阶层，因舞厅的消费较低，门票少则三五元，多则十来元，据说有的舞厅有陪跳的人，小费也仅一二十元而已。

进歌厅也是玩的方式之一。温州的歌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那时的歌厅是演艺场所，大舞台，大场面，我在前面说过，老板们为捧歌手一掷千金，还有一掷万金的。你送歌手一个花篮八百八，我便送一个花篮一千八，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一览无余。场面之火爆，气氛之热烈，使得歌厅老板和歌手偷着乐，下了舞台吃宵夜，他们可以立即分成结账。现在的歌厅是指“卡拉OK”，找个陪唱小姐进包厢里唱歌，小费也就是二三百元，不会斗气比富。温州有些歌厅的规模之大，装潢之讲究，会让外地人吃一惊，上百个包厢，陪唱小姐、服务员数百人，真是灯红酒绿，佳丽云集，纸醉金迷。过去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已经无法与这种娱乐场所相比。现在上海的不少大娱乐场所，老板也是温州人。温州人说卡拉OK的名字取得真好，你有权“卡”一“卡”我，我就要设法“拉”你，唱歌娱乐之后大家都“OK”。

“假日俱乐部”、“演视广场”等等，仍旧是表演场所，只是演出的场面比过去的歌厅大，档次也高些，如赵本山、毛宁等等明星都在这些场所演出过。但它又区别于温州大戏院、东南剧院等演出场所，那是给更大型的剧团演出的，场面更大，如俄罗斯芭蕾舞团、总政歌舞团的演出就在大剧院进行的。温州的传统戏剧如瓯剧、乱弹以及京剧、越剧，一年难得在大剧场演出几次，大都去农村给农民演出，农村还是喜欢看传统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