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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在流动中发展强大，尽量避免建立根据地，要划这种界线是困难的。因此，公开发行的地图上对这种战区的勾划很少明确划界的。为了一致性起见，加之在缺少更好的情报资料的情况下，我们选了整个政治单位地区，选了曾经多少是战区的实例，舍去了明显不是战区的东西。这样作确实将近来发生的纯城市游击战的情况舍去了。在其它设想与实际分离的情况下，它都是有别于通常可看出的倾向的。

这些数据确实证实了游击战斗是节约用兵的，只有在柬埔寨是个例外，在那里游击队人数上超过了正规军。即使在这里，反叛一方也由于越南的支持而增大。在七次战役中，游击队以大于十比一的优势取得四次胜利。在希腊，也需要有十比一的比率，但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比率就可小一些。这种比率同对反叛事业的同情程度之间关系看来是复杂的。表中第三栏列的是作为代理人卷入游击战的情况下，游击队兵力与居民人数之比。在确定游击战中双方效能时可能起作用的明显地理变量是，目标存在的可能性，支援和能提供掩护和隐蔽的地形特点。从表面上看，可达性和地面运动的难易性似乎是考虑的重点。但是，略加思考，我们就得出，如果我们设想双方都具有认识的能力，而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永久性的技术差距，这一性质，双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轻骑快速部队取得速度上的优势后，平原游击队骑兵才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哥萨克人是在森林地的外围而不是在开阔的大平原战胜了拿破仑。直升机和攻击机削弱了游击队对正规军的机动力强的有利条件。劳伦斯的沙漠地战斗若在今天条件下就不可能持久。在城市条件下，如果交战双方都有汽车，可接近性的作用就被相互抵销了。在这种情况卜，能找到掩蔽物，就是游击队的头等必需了，而即使是有了掩蔽物，也往往被红外探测器所贯穿。

如果我们先考虑支援和目标密度的变量，那么支配既定地区所需的游击队数量应随着目标数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加强。同时居民为游击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战争的目标密度，须记住这是对合法当局的不断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况下，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后勤支援和情报供给，可能会导致支配空间所需的数量上出现下降趋势。同样，随着人口和目标密度的增加，正规军和反暴乱军所需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时正规军要进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击战术的有利条件。塞浦路斯的事例说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会发生饱和，而且军队人数的增多了战斗力却下降了，因为军队多了互相干扰，碍事。战争中，正规军或反叛军中任一方要取胜，其所需的兵力对比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及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程度。人们越是支持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力就越强，正规军对付不同密度游击队时，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现在来谈掩蔽物变量问题。显然，控制一定地区所需要的游击队兵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加而减少，所以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强。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结构越是复杂，就需要越多的正规军进行搜索和控制，因此，可见反暴的效果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过去十年中，反抗运动转向世界的各个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筑物稠密这一有利条件。1915年，詹姆斯·康纳利指出，城区的地形与自然起伏不平的乡下地形有相似之处，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峡谷和隘路。然而，康纳利并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正是进行运动战的地形。

兵力与空间之比随人口密度变化图

我们在上面讨论当中介绍了利德尔·哈特关于军事强度的衡量标准——“兵力与空间”之比。对每一场战争，我们都计算出了每一方的这种比例，并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栏中列出来了。第六栏是根据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标和支援的密度。很显然，地形结构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时，地区结构会随人口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一初步分析中，我们不妨用其作为我们的地理变化的代用量。为研究兵力与空间之比的效果如何随密度变化，我们在上图中将有关胜利者（不管它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的数值列出来了。

画出的点太少，太特殊，难以反映出适于概率处理的随机变量的观测结果。然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用勾划出的有关正规军和游击队胜利的倾向线予以表示出来。看来，很清楚，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目标、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潜力的增大而增大。为在高密度、高强度掩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