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页)

围已经浓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博士点，在学校的地位重要起来。一批术业有专攻的老师是系科的中坚力量，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在我们的课堂内外弥漫。有些老师讲中国古代文学能够从先秦讲到元明清，有些老师既能讲古代，也能讲现代文学。有几位硕士刚毕业的老师，学术上后来居上，受到学生欢迎。八十年代初期，不必说博士，硕士都很少了。我们一听说哪位老师是硕士研究生，没有听课前就开始肃然起敬了。当时的中文系，教授只有几位，许多老师艰难地评上副教授以后就退休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学术造诣深厚，可那时晋升的机会太少，更不必说当博士生导师。等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不再统一评审博士生导师，把权限下放到大学时，这些完全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已经退休了。

我坐在大巴上进了这个校门，不到一年，学校易名了。

我个人喜欢那些从不自鸣得意而且不断反省自己的学者，给我们上课的多数老师从不在课堂上说自己如何，说自己时会很有分寸。八十年代大胆自夸的人少，也没有做学术包装的风气。有位老师，我读大学时已经患病在家休息多年，他有一句话，在我们系老师和同学中流传很广：我是个讲师，一堂课能有五分钟精彩就了不起啦。这句话我至今难忘。我常常想不明白，现在有不少人为何那样自信自负，甚至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有的只是惶恐和敬畏之心。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就膨胀一辈子，会让旁观者同情。一个人放大自己，就会缩小世界。令我钦佩的那些学者从不把自己经典化。后来逐渐形成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世俗利益的诱惑，扭曲了我们的许多同行。究竟怎样做学者、做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是个问题。前几年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他在后记中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应当从一个人的学术文章中看到这个人的传记。我阅读时眼睛都湿润了，觉得我们这一代学人太惭愧了。

天下公器（4）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我的那些老师们也正在由过去的革命转向学术。转型成功后来大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这座文质彬彬的城市在“*”时期“武斗”剧烈，国内闻名，派系斗争也波及到学校。中文系又是学校最折腾的系科，那时派系斗争的阴影直到我们读大学时还未消失。我后来在学校某个部门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事和文献，才知道当年灾难的深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能够完全摆脱往昔的思维和做法并非易事。不仅我在的这所大学这样，高校里其实有不少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那个年代落下来的病根。我在二六年为南方周末写了一年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感想就因我身边的人和事而生发，虽然不是针对这些。我在的这所学校有几年从上到下曾经盛行匿名信，有人写了匿名信后又设计栽赃别人，种种丑陋的言行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比起八十年代，无论是我做学生还是做老师的前五年后五年，九十年代的大学没有那么单纯了。可是，我们这个有明显局限的大学体制却不能限制这些，有些人照样官运亨通，照样获得种种荣誉。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难以释怀。现在常说当下是“后革命时代”，这大致不错。但在这“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思维也在局部残存，有不少人仍在非正常的“革命”之中。而能够把学术与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合一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教师在学校的地位几乎是高于行政的。那时，做行政的人更多的是想转到专业教师的岗位。系课的领导，即使是党务工作者，多数也是兼职的，专职的很少。我们看见系和学校的领导，总是称呼某老师，而不叫官衔。这些现在已经退下来的校领导，有机会见面，我还是称他们某老师。差不多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才逐渐以职务相称，习惯改变了。当时的学校，行政办公的只有几幢小楼，我到校办去，发现除了书记和校长是各自一间办公室，其他校领导都是几个人同一间办公室。

在我进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有天接到系办公室的通知，说系总支书记约我下午下课后到他办公室谈话，了解班级情况。我很紧张，赶忙去找自己的班主任，请教如何谈话。我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我问班主任：我是叫领导书记还是老师？班主任想了想说，还是叫老师吧。我在约定的时间进了书记的办公室，我称他老师，他叫我同学。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如果称呼领导是老师，在别人看来大概是不正常的了。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众所周知，行政化的危害也众所周知。前两年有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