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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地带，人烟稀少，想赖也赖不几个兵，于是就“长途贩运”，去北满和大连当“兵贩子”。

瞿文清老人去大连“贩”了一次。现任广州军区政委张宗先带队，当时是教导员。“贩”回来一个团，都是警察，以中队为单位，成建制带回来的。

当时大连号称“国际中心”，实际是共产党天下。警察中队长以上干部，都是民主联军派去的，瞿文清到金县公安分局，负责接两个中队。他在一个小屋里呆着，只与分局长和两个要带走的中队的中队长连系，也不上街，吃饭有人送。一是大连国民党特务多，二也不能让警察知道。当警察拿薪水，生活好，老婆孩子热炕头，都不想离家上前线。

第三天晚上集合，在一个大屋子里开会。进屋大门就落锁，外边把枪架起来，里面分局长开始动员。讲几句，有人就哭了。动员完了就换服装，换上便服就上汽车。十几辆汽车直开到黑石礁，下车上船，起锚离岸。

一些人骂骂咧咧的：也不是不去，凭甚麽不先吱个声？这不是糊弄人吗？俺走了，一家老小怎麽办？

中队长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家小，我不也有家小吗？

情况比较好了，是在农民有了土地以后。

但也不是甚麽问题都解决了。

比起“越穷越革命”来，“越穷越当兵”显然要更接近历史真实些。

“当兵吃粮”，千百年来老祖宗就是这麽传下来的。人们在穷得活不下去时，就去用生命换碗饭吃。如今有了土地，讲良心的中国人中最讲良心的农民，把他们的感激化作了参军参战的热情。但在另一方面，土地也拴住了他们的心，共产党是理直气壮的，农民对共产党也是感恩戴德的，但土地更实在，更有魅力。他们本来没有甚麽奢望，他们只是农民，也只想做农民。而且战争越打越远，还能不能回家？何时才能回家？这对于世世代代在那方天地的士疙瘩里刨食吃的农民，实在是不轻松的。

一住不愿意披露姓名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光荣参军”。

黑土地特有的南北对面大炕上，挤挤匝匝坐了40多个农民。头上，太阳像个大火球，暑热从窗口一阵阵呼拥进来。灶间两只热气腾腾的大锅下，劈柴噼噼啪啪熊熊燃烧，炕面就像锅底一样烫。

几个工作队和农会干部站在地上，汗流满面地讲着：咱们穷人翻身了，翻身了不能忘本，要参军参战，这不光是报共产党的恩，也是保田保家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共产党不兴强迫，要向刚才那两个同志学习，自觉自愿……

头上烤着，屁股下烙着，两个农民实在受不了，就欠了欠身子。

农会干部立刻喊起来：自愿了一个！立即鼓掌，上前给戴上大红花。

有吃有喝，不批不斗，就是不能动窝，不能回家。

两天后，全部“自愿”了。

1948年10月21日，东北军区给“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谈到扩军问题时，说：

动员时间短促……动员方式简单（强迫命令方式，相当普遍）。⑹同年9月7日，“林罗刘谭”⑺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

放松了运动方式之研究，采取了农会的压力，在改正成份的借口下，强制中农当兵，甚至照数摊派的方法。南满新兵入伍后，已开始发现有利用伪满时期躲劳工的方法来躲避参军的（用巴豆使生殖器发肿，伪装梅毒，及假装其他疾病或自伤等）。

同年6月30　日，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致各军区并报军委”的电报”中，说：

中农在新战士中占百分之廿到廿五，在土改中被误斗者，占参军中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思想上与农会对立，对参军不满，有的企图向农会报复，并说贫雇农为自己保果实，他们参军是革自己的命。

“鬼子”、“国际友人”和“同志”

内战不仅使中国人民遭殃，也把一些日本人卷进来跟着受难。

侵华日军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到1946年6月，被俘日军被国民党留用达4万7千多人。被共产党留用的大都在东北，有1万人左右，其中3千人参加了民主联军。

当初，他们中一些人曾欣喜地注视着“皖南事变”，期望能演变成国共两党的全面冲突。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他们却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不共戴天的两大政治集团中某一方的成员，为他们曾经莫明其妙地仇恨过的“主义”，莫明其妙地战斗了。

一级战斗英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