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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汇丽是演员出身，他发现郑天良的嗓子很富于磁性，中音部分雄浑宽厚，高音区嘹亮而尖锐，一种金属般的辉煌让沈汇丽激动得发抖，她几次情不自禁地靠向郑天良的怀里，只是由于场合特殊，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被音色俘虏的姿势。

唱完后，掌声再次响起，耿天龙和赵全福连连叫好。沈汇丽拉着郑天良的手走回到沙发上，她望着郑天良差点喊出了“大哥”，她咽下到嘴边的字眼，说：“郑县长，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我没想到你的高音区那么辉煌灿烂，你要是简单训练一下，完全可以像帕瓦罗蒂一样唱出惊天裂帛的高音C　来。真是不可思议！”

郑天良被吹捧过分后就谦虚了起来：“你不要恭维我了，要真是像你说的，我还当什么县长，不如当歌星算了，一出场哼两首歌，就是几十万。”

沈汇丽说：“郑县长，我真的不是恭维你，你的音色和音质简直是完美无缺。不过，我要打击一下你的是，你不是唱通俗的嗓子，所以不可能有几十万的出场费，只能换几瓶碧源啤酒。”

大家都笑了起来，郑天良说：“看来我发财的梦就这么破灭了。”

晚上县政府要开县长办公会，郑天良跟沈汇丽公事公办地握手告别。临别前，走在后面的沈汇丽在走廊里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手提袋，袋子里装着一件“金利来”蓝色衬衫，她说这是她在上海特地为他买的礼轻仁义重，郑天良说你这让大哥我怎么好意思呢？沈汇丽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再送我一件。他们两人走在后面，赵全福、耿天龙对他们短促的对话一无所知。

县长办公会上，郑天良说跑了一整天，销售形势非常好，群众的热情也很高，他与一些老百姓进行了交谈，一些党员干部说，不要说还给了我们啤酒，即使不给啤酒，县里建设需要钱，我们也愿意掏出来。郑天良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甚至还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句：“如果按这样的销售势头，明年啤酒厂生产一万五千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宣中阳说老郑提到的典型宣传部要下去很好地抓一抓，利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宣传部孟部长连连点头。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　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