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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

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

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更寒心的是，金正

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

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

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

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

的一切。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

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

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

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

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

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

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

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　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

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

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

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

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大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

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11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

“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　我没

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　与发

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

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

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

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

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

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

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

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

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

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

11译注：教育部长是许聃，金正日亲戚

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

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

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

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

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