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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1＇拜火教创始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和一个凶神。——编者注＇1＇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3）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回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冷战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