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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5]。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打倒“恶霸”(5)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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