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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非常后悔，还道了半天歉。这次决裂，双方都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不过，大家彼此道虽不同，毕竟还是有个基本的尊重。你和他们很熟吧？问一下有无“君子协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问一问他们当年是否把我当“三流写手”来约稿，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如果想澄清，写个简单的帖子说我讲的事情不存在不就完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胡搅蛮缠？老实说，开始我还真以为你是为他们说话，是他们的人。现在估计大概不是。《南都》那几位编辑，比你年轻至少10岁。我虽然这次对他们一肚子气，但他们做人和工作的基本素质还是可靠的。让他们说出你这种话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作为这么一个大报的编辑，居然说“他（薛涌）其实一直没本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一直没办法在美国赚钱糊口，主要经济来源一直靠国内媒体，国内媒体如果不给他特殊待遇，尽可能多用他一点稿，稿费尽可能开高一点，他在美国就会面临生存危机。”《南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给我的专栏。看看，你的文章是以攻击我讲话没有证据开篇的，现在你自己是否在给我示范怎么用证据说话呢？不错，我在美国当一个普通的大学文科教授，挣钱不多。不过，一个大学教授不属于美国主流社会吗？什么是主流社会呢？难道我因为皮肤的颜色不对，就不是主流社会的一员吗？我真进不了主流社会，怎么会第一次给《纽约时报》投稿就被刊用，而且还是刊在评论版的头条呢？

我最近批评主流们造出“仇富”一词来污蔑老百姓，童大焕则写了篇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仇穷”。看你这些议论，大概你就是“仇穷”的一个吧？我在国内写作，确实碰到了一些在美国碰不到的事情。比如，我博客中的一些留言，集中攻击我的是我在美国“混得不怎么样”，其标准就是工资肯定不高，所以我不配有发言权。更可笑的是，一次我说我晚上参加个宴会没有吃饱，回家赶紧冲了碗方便面。马上有人留言说：“他还吃方便面，可见混得多惨！”如今你也加入进来，说我在美国没有办法糊口。请问：如果我真在美国无法糊口的话，是否在你看来就不配讨论问题，也不配谈美国呢？是否只有比尔·盖茨才有资格？你主持言论栏目，是否也是这个标准？

可见，像你这样的人，潜意识里还是被财富奴化，以金钱的身价来衡量人的言论价值。你本能为“保护富人论”辩护，也就不奇怪了。我确实有时会说些“国内人如何如何”。这并不是什么优越感，而是事实。你能找出一个美国大报的编辑像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是40多岁的中年人，不是孩子。还是好好面对自己写出来的文字，看看自己在写文章给别人上做人的启蒙课时，自己是怎么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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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1）

笑蜀

薛涌据说是个学者。他如果真成了学者，那只能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做学问，尤其做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功就是求证的基本功，要做到胡适说的那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个基本功薛涌只能得零分，他说话基本上是不要证据的，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他说我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我就是《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了。至于证据呢？他当然无须呈供。

把我说成《南方周末》的言论主持人，当然不是要抬举我，而是为了进一步论证我没有权利就他跟《南方都市报》的冲突发言。既然是主持人，用他的话说，我的态度就间接等于南方集团的态度，我说的每一句话，就差不多都等于南方集团说的话。这个问题上《南方周末》的普通员工有没有言论自由？能不能以个人身份发言？答案不言而喻，薛涌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把我说成《南方周末》言论主持人，而并非普通员工，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我就活该闭嘴，活该被薛涌剥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只有他说话的份，没有我以个人立场发言的份。

这个笑话，不过是薛涌系列笑话中的一个。

另一个更大的笑话，是他口口声声所称的他跟《南方都市报》之间的所谓“君子协定”。姑且退一万步，承认彻底放弃编辑权、来稿不拒的专栏作家制度美国确实有，而且不过三流写手的薛涌分量也确实够——或者《南方都市报》花了眼，误以为他够。那么接下来的致命细节是：那个“君子协定”在哪？薛涌号称“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那么编辑部“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的文本到底何在？薛涌什么时候拿出来给我们看过？总不能说，薛涌给《南方都市报》写了那份他要求做《纽约时报》那种专栏作家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