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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好处，和社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呈均等的正比关系。你为社会贡献越大，你个人的收入越高。这样才能使社会有效率。

当个人回报率远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比如只让比尔·盖茨拿比一般政府职员高一倍的工资，这个个人就变相成了为社会做好事，长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好事的动力，社会也丧失了从他做的好事中受益的机会，丧失了效率。我们这代人从小都背诵过“毛主席教导”：“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则在于能不断让做好事的个人从他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中“分红”，最后大家都争着做好事。

不过，当一个人从其经济行为中得到的个人回报率远远高于社会回报率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社会对这个人支付过度，使他不正当地占有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当社会觉得自己“亏了”时，就会有所谓“仇富”的现象。这种个人回报率高于社会回报率的状况长期不改变，“仇富”也就成了合理的现象。

以这些简单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强和张维迎们的问题来。比如任志强说房地产商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赚钱。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市场有问题。一个房地产商，只为几个富人服务，他们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回报率很低，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个人回报率却太高，让房地产商发了横财。张维迎则呼应，要求把穷人赶出市场。也就是说，人口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无法从市场经济行为中获得回报，只能靠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而在美国，盖低档房和经济适用房都能赚钱，对房地产商也很有诱惑。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是接近的。市场经济是属于大家的。

在经济领域，市场永远比政府有效率。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关键是，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政策维持一个良性的市场秩序，使建造中低档住房的利润率赶上甚至超过建豪宅的利润率。比如，建中低档的住宅，可以免税甚至享受补贴；政府对建豪宅虽然不必限制，但应该上高税，高到把其利润率降下来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产商赶出这个市场，不得不挖空心思竞争普通民宅的市场为止。

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迅猛，城市这么拥挤，人口增长速度这么快，怎么可能让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居者有其屋”还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道德基础：每个公民，都有享受一定面积住房的权利。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应该用可承受的价格购房。超出这个范围，等于侵占了别人或社会的土地资源。侵占者就必须和被侵占者进行讨价还价。比如，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侵占者为多占的每平米支付五倍的税，二十倍的税，等等。

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这种讨价还价能够随时、公平地进行。我期待着任志强和张维迎们说：“给富人建房税太低了，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来投资建豪宅。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市场机制，使建中低档房也有钱好赚，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资本的道德

成思危先生对“资本无道德”论的批判，实际上是揭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底牌。我们这些拥护市场经济的人必须要出来解释：为什么资本必须有道德？

资本无道德的理论很好理解：经济的运行要严格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跟着道德原则走。遵循市场规律创造出最大的效率和利润，就是最大的道德。按任志强的说法，房地产商的使命是利润，为了追求利润，就要给富人盖房。穷人的房子让政府去管。我给富人盖的房子越多，缴税就越多，穷人就越得益。对此，张维迎也出来支持。他在此之前还曾表示限定最低工资会伤害经济的发展。

情绪化地否定这些人的理论，无益于澄清理论上的是非。这些人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一种通俗的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能够使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同时贡献于社会。比如，你给富人盖房，赚了大钱，就会缴更多的税，而且还给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企业不要奢谈什么道德责任，而要首先追求经济目标。最近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是这方面一个最有力的发言人。

这派人错在哪里？他们错在把市场经济从一个原则发展成一个迷信。要知道，市场经济的理论，本来具有强烈的反乌托邦的色彩，即不相信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完美制度，使大家通过服从这个制度的原则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市场强调的是多元性。而这些迷信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