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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牲。”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牲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七月三日

三说端端（1）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写过一篇短文谈我的外孙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写了《再说端端》。我写端端，也讲了我对儿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好像有两份报刊先后转载，我并没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报上看到端端写“检查”，说什么“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情”，觉得有趣，以后遇见端端就要问她读过我的文章没有。端端不喜欢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书，我的《随想录》她一本也没有翻过。不过她懂得写检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听见人提起我那篇文章就脸红，偶尔还对我说：“下次把我写得好一点吧。”她并不知道我还写了第二篇。这一篇在《大公报》发表后，我那位在晚报当编辑的朋友又来信通知我晚报还想转载关于端端的第二篇随想，征求我的同意。晚报发表我的文章，我当然愿意，可是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回信说：文章在晚报刊出，读者很多，会使端端感到很大的压力，她不愿意我谈她的缺点，那么就请晚报不要转载吧。

文章不见报，压力似乎小一点，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端端在小学毕业了。小学之后当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运气好，减少一次考试，小学毕业由区里考试，就根据这次的成绩作为升入初中的标准。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点中学，端端本人倒无所谓，不过考得好，她当然高兴。为了准备考试，端端不能说是不努力。她常常五点半钟就起床做作业复习功课，晚上也总是忙到八九点钟。家里的人都说她动作太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冷眼旁观，觉得像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弃休息、放弃娱乐，辛辛苦苦，过了一年多，却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数，看来升入重点中学是没有指望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回家哭了一场，挨了妈妈一顿骂。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扫兴，做母亲的照常放连珠炮，批评孩子不肯动脑筋，不爱看书，做功课做得慢，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儿的看法，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且正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点”人才可以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孩子既然进不了重点学校，那么规规矩矩地做一个普通人有什么不好？！不过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也有一些难处，因为一，据说有些非重点学校校风不好，担心孩子染上不良习惯（“文革”以来这样的事的确常见，我也不能闭上眼睛矢口否认。倘使没有人来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风也难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条件来说，似乎连小抓都有困难。大家都明白要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批好的老师。平日不培养，到了需要时哪里去找？）。二，孩子进非重点学校念书，让做父母的感到丢脸，虽然没有人逼着写“教子无方”的检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费多少功夫总觉得惭愧。三，重点学校很合喜欢把人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口味，分好等级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办好少数重点学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点人的死活。他们可能是这样错误地理解办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见孩子的考分低进不了重点学校，就以为前途一片黑暗、万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个人不像他们那样悲观，虽然在家里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