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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桥”、上刀山、下油锅接受种种残酷刑罚。

亡灵还要在这些地方重复自己一生的经历，不是为了“重温旧梦”，而是经受一次严格的审查，弄清是非、结束恩怨，然后喝“迷魂汤”忘记一切，从“转轮殿”出去，重新做人。我相信过这一套鬼话。不过，时间很短，阎罗图是和尚从庙里带来的，它们给收起以后我也就忘记了。不知道因为什么，过了五十年我又想起了它们。而且这一次和从前不同，我不得不把自己摆了进去，从我进“牛棚”开始，领导也好，“革命群众”也好，我自己也好，整天都把“重新做人”挂在嘴上，他们把我变成了“牛”，把所有和我类似的人都变成了“牛”，现在需要他们来执行阎王的职务，执行牛头马面的职务了。

从心所欲（2）

十年浩劫中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当时萧珊尚在人世，每天我睁开眼睛听见她的声音，就唤她的名字，我说：“日子难过啊！”倘使要我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那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我忍受不了阎罗殿长时期的折磨。我不曾走上绝路，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同萧珊分别。除了我对萧珊的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让“个人崇拜”榨取光了，那些年中间我哪里还有信心和理想？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勇气”？一纸“勒令”就使我甘心变牛，哪里有这样的“坚强战士”？说谎没有用，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也一样，我不想在自己脸上搽粉，也用不着给它抹黑。“骂自己不脸红”，并非可耻的事，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在讲真话。

然而那是非不分、人鬼难辨的十年终于过去了，在血和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头都给扔在滚滚油锅里煎了千百遍，我的确没有“倒下去”，而且也不会倒下去了，这一点“信心”我倒是有的。我并不讳言我多次给“造反派”揪到台上表演过“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的种种丑剧。还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年作家跪在作协分会大厅里地板上接受进驻机关的所谓“狂妄分子”、“革命”学生的批判，朋友西彦的牙齿就在这个下午给打掉了两颗。当时的情景还是那么鲜明，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并不曾脸红，也不觉得可耻。我只想：这奇耻大辱大概就是对我那些年的“个人崇拜”的一种惩罚或者一种酬劳吧。我给剥夺了做“人”的权利，这是自作自受，我无话可说。但是从此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不能让这奇耻大辱再落到我的身上。今天我也还没有忘记这个问题。究竟我有没有“勇气”，是不是“坚强”，要看我有没有“不让‘文革’的悲剧再发生”的决心。我决不会再跪在地板上接受批判了。我想把那篇所谓《写真话》的文章当做镜子照照自己，可是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作者把在“文革”中受尽屈辱、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不关心，他即使没有进过“牛棚”、没有坐过“喷气式”，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的文章不过是向下一代人勾画出自己的嘴脸罢了。

七月十四日

卖真货（1）

一

偶尔翻阅近几年出版的《随想录》，原来我写过五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可能有人认为我讲得太多了，为什么老是揪住真话不放呢？其实，谁都明白，我开的支票至今没有兑现。

我编印了一本《真话集》，只能说我扯起了真话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经讲了真话，而且一直在讲真话。这几年我生病，讲话、写文章不多，要是给自己算一笔账，收获当然更少。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懂得讲真话并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难。

此外，我还忽略了讲话和听话的密切关系。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的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在他们，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游戏，一种消遣，或者一种手段。总之不论讲话听话，都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有时认了错就算完事，有时你转不过弯，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