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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会是当时那样的吧。过去有一个时期谈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样。现在再回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紧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紧箍咒（2）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筋疲力尽，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给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审查对象。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为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牛鬼”。我和杂文家失去了联系，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送走全部外宾，我也做了“阶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再有恐惧，因为我已经给揪了出来，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侥幸”心理。我被称为“黑老K”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但我又不愿灭亡，在那两三年中我甘心受辱，争取吃苦，有时甚至以为受苦可以使人净化，表现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在这一段时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关系，只有从各地来“外调”的造反派的凶恶的审讯中猜到一点情况，我不得不把朋友们忘得干干净净，我真正被孤立起来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见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杂文家在上海，现在他的处境比我的好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熟人中间有一个人得救，总比全体灭亡好。我去过干校，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日常的课程不过是劳动、学习和批斗。以后又回到机关，批斗总算结束了。最初是一个人自学，然后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以后给分配到别的单位，始终戴着无形的帽子，即所谓“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另一种“紧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单位，除了每周两次政治学习外，有时还参加大会听报告，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杂文家了。他已经解放，参加了工作，在另一个出版社。有一天我去开会，他在会场里看见我，过来打个招呼，要我散会后同他一道出去。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三个人步行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我们交谈起来，还是很亲切，只是不常发出笑声。我当然忘记不了头上那顶无形帽，他呢，虽然当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但过去的“紧箍咒”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不过在这种时候主动地请我在饭馆里吃饭，也需要大的勇气。他的脾气没有大改变，只是收敛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旧日的友情。经过两次大火还不曾给烧成灰烬的友情。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也还提起两个我们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华和陈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个上吊自杀，另一个据说死在煤气灶上。他们为什么死去，我至今还不明白，可是我们一直怀念他们。

十年中间我们见面交谈大概就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会场里，他坐在台上发言，拿着稿子在念，讲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经人指点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