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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有钱吃这样贵重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他以后就不再去喝白兰地了。

手边没有《中学生》，我只记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灯灭了，我感到损失，我感到悲痛。

还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战区，只好在两位留日归来的朋友的住处借宿。后来我在环龙路一家公寓里租到一间屋子，那两位朋友也准备搬家。没有想到过两天那位姓黄的朋友忽然来说，姓伍的朋友让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况，原来伍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洗澡，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结果把三个人都捉走了。朋友们到处打听，托人设法，毫无用处，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先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里掏出李的信，拿给我看，一面说：“信里只有两个名字，对姓郑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那么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

怀念一位教育家（2）

八月二十二日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1）

陈仲贤先生把他写的访问记的剪报寄给我，我读了两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编译室”楼上的学习，北京某招待所楼下的长谈，我都还记得。我不把他看做一个记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读他的文章，我感到亲切。不过他同我接触不够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随便谈一两件，例如我和其他几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为了实现“四人帮”“砸烂作家协会”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做给人们看：对我这个人他们也落实政策，让我有工作做。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这之前我们在巨鹿路作家协会旧址学习。作协的名称已经取消，合并到“文化系统四连”里，当时常有小道消息说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许会放我回家，因为我已年过七十，“文革”以前我并不在作协上班，也未拿过工资，我又无一技之长，只有一点虚名，“文革”期间连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说我是一只“死老虎”，毫无用处。没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学习，那位工宣队出身的四连党支部书记在门口看见我，叫我跟他到楼下东厅里去。两年前也是在这里，他向我宣布“市的领导”决定，将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处理，不戴帽子”。这是“四人帮”的语言，说“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顶你自己看不见的帽子。没有文件，他只是翻开一个笔记本念出几句话。我没有抗议，也没有质问，当时我仍然听话，我想到“文革”前开了头的《处女地》的改译本，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是过两天他在学习会上向群众宣布关于我的决定时，就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我想：“也好。”从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处女地》躲在楼上小屋里工作。全书译完了，支部书记也没有查问过一句。这次到东厅他坐下，仍然没有文件，连笔记本也不拿出来，只是口头宣布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报到。我仍然没有抗议，不过我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我年老多病的情况。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组织处报到，又给派去“编译室”，“编译室”是出版翻译图书的，当时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从作协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艺编辑室，我一个人却给派到“编译室”，这意味着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拿着组织处的通知回到家里，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忆了过去几年间的事情。对“四人帮”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过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做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第二天我去“编译室”报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见我的是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我便向他说明我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一个星期来两个半天。他起初想说服我参加工作，我坚持有病，他终于让步。我就这样进了“编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