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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从河内回来，出国三个多月，对国内的某些情况已经有点生疏，不久给找去参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习会，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长期学习呢？我每个星期六下午去文艺会堂学习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抢先发言，轮不到我开口。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就看出来，我们都在网里，不过网相当大，我们在网中还有活动余地，是不是要一网打尽，当时还不能肯定。自己有时也在打主意从网里逃出去，但更多的时间里我却这样地安慰自己：“听天安命吧，即使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学习会，我今天还感到不寒而栗。我明明觉得罩在我四周的网越收越小、越紧，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厉害。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着幸免的心思，外表装得十分平静，好像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内心空虚，甚至惶恐。背着人时我坐立不安，后悔不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惟恐连累家里的人。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过关”。谁知这次真是一网打尽，在劫难逃。姚文元抡起他所谓的“金棍子”打下来。我出席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送走外宾后，参加作家协会的学习会，几张大字报就定了我的罪，没有什么根据就抄了我的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我家里来对我训话。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顺顺地当众自报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享受它。但当时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失眠，做怪梦，游地狱；在“牛棚”里走路不敢抬头，整天忍气吞声，痛骂自己。

十年中间情况有一些变化，我的生活状况也有变化。一反一复，时松时紧。但学习、批判会却是不会少的。还有所谓“游斗”，好些人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只要得到我们单位的同意，别的单位都可以把我带去开会批斗。我起初很害怕给揪到新的单位去、颈项下面挂着牌子接受批判，我不愿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开了一次会，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就不害怕了。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好像有个西方的什么宣传家说过：假话讲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话。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曾参杀人”，听见第三个人来报信，连他母亲也相信了谣言。有人随意编造谎言，流传出去，后来传到自己耳边，他居然信以为真。

三论讲真话（2）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

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我喊过了，我写过了两篇论“说真话”的文章。朋友们都鼓励我“说真话”。只有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我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有位朋友是有名的杂文家，他来信说：

对于自己过去信以为真的假话，我是不愿认账的，我劝你也不必为此折磨自己。至于有些违心之论，自己写时也很难过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应当自劾。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呢？我却不敢开支票。

我没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里的话，应当请求原谅。但是我要说像他那样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学习。我也一样，“当时没有勇气”，是不是今后就会有勇气呢？他坦白地说：“不敢开支票。”难道我就开得出支票吗？难道说了这样的老实话，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吗？我办不到，我想他也办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总有结束的时候；说空话也好，说假话也好，也总有收场的一天。那么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对自己要求严格点，总不会有害处。我想起了吴天湘的一幅手迹。吴天湘是谌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