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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腹地

西彦同志在介绍“牛棚”（和“劳动营”）生活经验的文章里提到关于“”的批判。这件事我早已忘记，翻看西彦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发生的事。我们起初在那里参加“三秋”劳动，干完了本来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就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年年初，我们文化系统在奉贤县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后，直接搬到那里去。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面，靠边的人多数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垫了些稻草。除了劳动外，我们偶尔还参加班组学习，就是说同所谓“革命群众”，同“造反派”在一起学习。也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时间里，“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短文里用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他们解释说，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这就是苏区，苏区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们揭发我“鼓动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他们要我写交代和检查。

多么可怕的罪名！幸而当时我已经不那么迷信神了，否则一块大青石会压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给一个中学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简》里面，后来又给编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文章里有这样一整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对于“腹地”两个字《辞海》（一九三七年版）里就有这样的解释：“犹云内地；对边境而言也。”我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我几次替自己辩护，都没有用。在我们那个班组学习会上我受到了围攻。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当时也是“牛鬼蛇神”，还是很早揪出来的一个，据说问题不小，当然没有发言权。只是在别人问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释的时候，他回答是内地。不用说他因此挨了训。

班组学习会上不能逼我承认反党罪行，造反派就召开全连批判会。会前两位“革命左派”找我谈话，要我老实交代、承认罪行，并对我进行威胁。我已经看透了那些用美丽辞藻装饰的谎言，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坚持腹地只有一个解释：内地。但是在批判会进行的时候，发言人接连问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我忽然感到厌倦，我不想坚持了，就说“是”。他接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我迟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们都得意。他们胜利了。我放弃了斗争，我疲倦，我甘愿倒下去、不起来了。但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

批判会结束，靠边的人奉命到“牛棚”开会谈感想。只有罗荪同志表面上有点狼狈相，他替我辩护，我自己反而承认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但另一方面听着大家的责骂，我倒觉得脑子清醒多了。刚才召开的哪里是对我的批判会？明明是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