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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颉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级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干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抢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样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泣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曲面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呼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搞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