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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　？”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