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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来了个小女孩，说是当保姆，可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当什么保姆，我猜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老八说：那你怎么不联系一下她家里？

周姐说：我也是忙昏了头，等她来了再说吧，她说她离开几天，有点事情。

听到周姐这样说，我稍稍放下心来。

宝宝会去哪儿呢？

在失落宝宝的同时，我也变得茫然起来。我不知道该留在这儿还是回去，我有些想念楚江了。想念在楚江度过的冬天。那一天——小区外的马路穿上了黑色晚礼服，厚重而悠长，如一首古老的歌谣。一觉醒来快中午十二点，阳光洒在阳台上，泼辣而大方。眯缝着眼，对面的高楼也快竣工了，如一个多层奶油蛋糕。这都是因为阳光所带来的，给我的生活一种懒洋洋的温暖。突发其想，我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几年前托人从俄罗斯带回的羊毛大衣，用袋装了，径直下楼去找裁缝，想把它改一改，等飘雪花的时候再穿在身上，有一种别样的暖意。楚江建新集贸市场的裁缝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从布堆里抬起头，推说大衣不好改小。往里走，我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改的裁缝，在他的吩咐下，又去城南路买羽纱做里衬。一路骑车飞奔，过情人桥、看莲花湖里的残荷已经老成锈黄了，荷梗硬硬的，各自展示着充满个性的姿态。湖边的垂柳绿得倔强，绿得刚中带柔，在阳光中寒风中摇摆着。垂柳又宛如门帘。看一家家，倒是各有各的悠闲：有小乖乖女倒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有老太婆把猫抱在胳膊弯里的，有小屁孩撅着屁股下象棋的……于是，我心里便生出嫉妒来，嫉妒他们如此恬静的生活。很快便到了城南路，长长的巷口扑面而来一股商贾气息，里面拥挤热闹，店铺一间挨着一间，衣服一件贴着一件，各式各样，夹杂着浓浓的乡音，走在里面，觉得亲切无比。一件旧大衣，就这样使我走进楚江走进小城。一直以来，我觉得离它很远。每当背着重重的行囊离开它出门采风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仿佛逃离了某个俗不可耐的故事情节。可是，当我一身疲惫回到它身边时，陌生的它又无端地亲近了，美丽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上去，都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在这来来去去中，我和我的小城竟有了一份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为什么要这件旧大衣？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带着它到北京去过冬天，与钟新在一起。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吧，到愈冷的地方去过冬，在愈热的地方去度夏，这样的人生才能经受住考验。晚上回家，风衣在路灯下拖着长长的影子，空旷的马路上歇着几辆出租车。前面灯火通明处是夜市，路灯早已融化在那一片灯海里。买三块卤干子、二两锅贴饺子，边走边吃。卤干子热透了，轻轻一咬，舌头都颤抖起来；饺子的边沿是枯燥的干脆的，丝毫没有被醋所打动，吃着吃着，唇齿间沾满“满足”二字。夜间，竟然还有六七十岁的捡破烂老头，便从兜里搜出几块零钱递给他，老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如果不是特别为难，老人现在应该躺在床上休息了，所以，几块钱，让他早点回家休息，也算做了一件善事。……

这些，都是关于楚江的记忆。也许，这些细节就是我热爱楚江的理由。

想到回去，我突然暗暗吃惊：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想到钟新了。难道是因为缩短了距离所以消失了美感？也许，北京本来就不属于我，我应该回去。

周姐在厨房里忙出忙进，老八也系着围裙在她旁边站着。从老八进门到现在，我一直没见他吸烟。显然，周姐房间里的烟味儿不是这个男人留下的，除了老八，周姐还有另外的男人。他们所营造的这种虚拟的幸福非常不适合我，我必须尽快离开，越快越好。

在离开辣妹子所在的小区时，我观察四周好几分钟，牢牢记住了它的地理位置。不管还来不来这里，我必须记住。

我走得很快，脑子里闪电一样掠过一幕幕镜头，竟然是郁大勇的形象。他的眼神先是热烈，而后慢慢冰凉。

我们的爱情，就是从他眼神变得冰凉的那一刻消失的。

那是一个可怕的下午。高考之前，一个来自县城的女学生匆匆忙忙赶到我家客厅里上课。郁大勇坐在钢琴前，他正和几个早到的学生闲聊。我在房间里看《尼采的最后一个梦》，这本书的前言详细交代了尼采与一位30多岁的音乐天才瓦格纳的关系。1869年，26岁的尼采被巴塞尔大学聘为副教授，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就有瓦格纳。1871年，尼采和传统的古代语言学决裂，发表了《悲剧的诞生》，并就此走上了哲学的道路。瓦格纳对他的书大加赞赏，后来，尼采在《不合潮流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