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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实一致。虽然《水浒传》综合利用了元杂剧、元话本等资料，但不是简单汇总加工就能作成这部小说的，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都说明它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这个创作所依据的社会历史事实，它的灵感的来源，这些宋史材料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把《水浒传》一书轻描淡写、普泛化地说成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看来是很难成立的。

哲宗徽宗年代这些大小“盗贼”，其中规模较大、资料较多的是徽宗年间的卜漏、方腊、宋江。

卜漏是泸南晏州诸夷的一个大首领，因不满“泸帅”贾宗谅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夷人的压迫剥削，率众起事，兵力达十多万人，最后被朝廷*，夷民惨遭大规模屠杀。

方腊是当地“摩尼教”首领，家有漆树园之类，该属当地社会中上层人士，起事的原因是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他以“声色狗马、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吾民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为号召，几天之内，其队伍就有十多万人，三个月内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各处响应，人马发展到百万以上。方腊起义最后被朝廷血腥*下去（《汇编》记方腊事甚详，亦可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以上列出的较小规模“盗贼”中，有一处不是武力*的，而是运用了“招降”的一手，这就是元好问在《遗山集》中所记的：“西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这一手有人主张用来对付“淮南盗宋江”，这就是著名的“侯蒙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对这条建议颇为欣赏，称侯蒙“忠臣也”（《汇编》引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纪》）。

《汇编》的编者何竹淇先生经考证认为，“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是一个历史事实（见《汇编》上编第二册第415页）。侯蒙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北宋历史上“淮南盗宋江”是受了招安并且被派去参加*方腊。但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认为宋江未降，而在方腊失败后被朝廷*。至于宋江原来的身份，《宣和遗事》称他为“宋押司”，别处资料只称他为“盗”。

从以上简略所陈可知，北宋徽宗年间这三起较大“盗贼”事件中，卜漏、方腊是当地社会中层以上人士，振臂一呼领导了规模巨大的民众起义，宋江从《宣和遗事》以及他的才能上推测，是个下层吏员，他手下骨干有三十六人，队伍至少也当有数千人众。他们起事的原因在卜漏、方腊事迹中记载最明确，宋江事中未有说明，只说是为“盗”，应当说那原因也与卜漏方腊起事原因差不多，是以民不聊生和反抗朝廷*为号召的。《汇编》中录入的《挥麈后录》说得对，朝廷动脑筋搜刮天下，而州县吏对民亦无“却顾之心”，他们“竭泽而渔，急如星火”，于是“民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这就是“盗”的来源了。卜漏方腊宋江的基本队伍，当然就是贫苦的农民以至饥民，而方腊更有一种宗教做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他们的所言是反抗*黑暗的朝廷，他们的所行是与朝廷武装的作战。朝廷对于他们主要采取血腥的*，必要时也采取抚降招安的办法。他们的结局是被*下去，如果是受了招安，就要被派去*别的“盗贼”，其结局可想而知，《水浒传》对梁山英雄悲惨结局的描述，该是有充分的现实基础的，而不是凭空的文学想象。

以上大小“盗贼”，除了有时急如飘风横行千里无人敢挡之外，一般是藏身深山穷谷茂密林木以及江湖菰芦之中，正如《水浒传》里大小山头的英雄们一样。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即朝廷眼中的“盗贼”，在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所言所行的方面，与史实所载的这些大小“盗贼”是一致的还是有何根本不同？另外，朝廷对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结局，与以上史实所载的是一致、还是大为不同？

我想，这是一道不难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这题目交给任何一个良等以上的中学生即可完成，而且《水浒传》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很明确的理念，生动体现在他的谋篇布局、人物安排、故事描写这些方面，他就是要以这部小说给历史上这些大小“盗贼”写一部正史。比如打劫生辰纲，在官府看来是发生了不算小的“盗贼”事件，而在晁盖吴用等七人看来，这不过是收缴贪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