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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过望。无不雀跃欢呼，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笼罩心头多日的阴霾一扫而空。管家一面安排厚赏钦差，一面吩咐杀猪宰羊，举府欢庆。

刘庆找到管筇，深深一揖，道：“先生一言，救我全家，请受学生一拜！”管筇慌忙搀起，笑道：“此乃圣上天恩，王府福祉，老朽岂敢贪功！”

刘庆又是一揖，道：“学生还有一事，要请教先生。”

“小主公不必客气，请讲。”

“学生年岁尚幼，暂不宜之国。六安那边，该如何治理，先生可有何高见？”

管筇捻须一笑，道：“小主公恐怕有所不知，自先帝孝景时始，朝廷便对诸侯国的政权、军权加以限制，国中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由朝廷派员担任。王国的丞相自当今圣上起改称‘相’。各国的相都是由圣上钦点。新封的诸侯王在尚未成年不能之国之前，通常都是由国相代为署理国政。估计派往六安之相现在应该已在赴任途中了。因此，您眼下无需操心国政，且安心读书便了。按大汉律，诸侯王满十八岁便可之国就任。届时，有你操心劳神的日子哩！”

“十八岁？那我还得等上十年呢！”

“怎么，这就急了？”管筇笑道：“诸侯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哟！”

二

六安，古称六（音lu），上古时曾被禹置为皋陶后裔之封地。故六安城又有“皋城”之称。“六”在春秋战国时属楚，一度曾被吴所占，故有吴头楚尾之说。楚汉战争时，楚王项羽曾封英布为九江王，建都于六；后英布叛楚归汉，汉高祖刘邦又封其为淮南王，仍都六。英布再次反叛被杀后，刘邦又封自己之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先仍都六，后迁都至寿春。刘长谋反败露，死于押送途中后，孝文帝念其同为高祖骨血，法外加恩，将原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封与刘长之三子：刘安为淮南王，刘赐为庐江王，刘勃为衡山王。孝景四年，景帝又将刘赐改封为衡山王。此时之衡山，即“六”之地也。

“六”之地位于江淮之间，东接庐州，西通中原，南倚大别群山，北连徐、扬二州，区域广阔，地形复杂，既有山区，又有畈区湾区，且有淮、淠两大水系交错环绕，形成南山北水之态势。在军事上可进可退，可屯兵休息，亦可倚山顺水四面出击，可谓兵家必争之地也。当年的英布、刘长和如今的刘安驻此地而生异想，恐与此难得之地利有着必然之因果联系。

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原曾兄弟反目，多年来互不往来走动。然而刘安一直胸怀异志，蓄谋反叛。元朔五年秋，衡山王拟赴京觐见，途经淮南国时，刘安一反常态，对刘赐亲爱有加，说了许多肺腑之言，使得刘赐大为感动。二人终于尽释前嫌，重归于好。当刘安提出发兵反叛之图谋时，二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共识，并商量部署了自以为无懈可击的谋反计划。

然而未待刘安兄弟动手，远在京都的武帝早已洞察秋毫，成竹在胸，稍作部署，便势如破竹、举重若轻地粉碎了这两个叔叔的反叛阴谋。刘安、刘赐见大势已去，心知自己罪在不敕，断无生望，便在府中自尽身亡了。

尽管取得了反叛乱的重大胜利，可武帝并不轻松开心。淮南衡山之地，自英布始，已有三任、四位诸侯王阴谋反叛，其中有三位还是血脉相连的皇室宗亲。这不能不令他痛心疾首。

前几天，太史令司马迁将他新撰的《史记》的几个篇章让他审读。这位老夫子在《列传？；淮南衡山》的结尾处中写道：“《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剽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对于司马迁这位老夫子关于“六”地“俗薄”，自古易乱的见解，武帝颇不以为然。他倒是觉得自古以来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叛乱者，主要是这些人拥有了叛乱的条件——广阔的疆土和强大的军队。以往的帝王们总是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这些诸侯王的忠君意识上，从而忽视了人的原始欲望的诱惑力量。每个人，尤其是男人，都是有着强烈的权力欲和统治欲的。只要有条件，每个人都会蠢蠢欲动，意欲称霸天下，黄袍加身。因此，要想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消除那些意欲作乱者赖以作乱的条件。尽管目前还不能完全废除分封的祖制，但至少必须有效地加以限制。前不久，朝中有人向他提出了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建议，那就是颁布“推恩令”。所谓“推恩”，即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