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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三干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五年，直到下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十六 中国失败的原因

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但海军居世界第十一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七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不但本世纪（十九）不能，而且拖到下世纪（二十）中叶以前，仍然不能。

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 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 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 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 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