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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年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的两次会议：

烟台会议山重水复，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在为“*”中遭*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的问题。早在1977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年12月，*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工作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5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5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央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2）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部。*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3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