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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发现所谓血海是夸张了些。伤口当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没那么可怕。刚才挨打带来的痛楚，开始撕裂一般的发作。我痛苦难当。如果我动都动不了，怎么能够逃走呢？我试图重新动一动。我痛得叫出了声。

第十章　俄国“大夫”（4）

“哦，醒了？想说点什么吗？”

我艰难地看看左右，没人。头上挨了一脚，我这才发现他在我后面。这意味着我得仰着头，伸起上半身，牵扯着该死的肌肉

上尉告诉我：“你会感到高兴的，我刚接到命令，要求明天把你送到军事监狱去，那儿

等你很久了。这儿嘛，你什么也不用干，歇着就行。”

他说着，踢了我一脚，回办公室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个哨兵把我拖到房间对角的角落，自己站到门边，枪指着我。我努力挪动身子。我慢慢地辨认每一块肌肉，把它们和伤口分开。吊扇送来一点让人感到舒服的凉风。既然有不受干扰的几个小时摆在面前，我就利用这机会尽可能恢复体力。如果头不这么疼的话十分钟后，我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好几个小时，这间办公室和隔壁房间里的说话声音，就在联篇噩梦里，只言片语地传到我耳中。

半夜里，哨兵换班的响动把我唤醒了。一个士兵仔细地察看我。他不像要杀我的样子，倒想安慰我。

“服役前我是学医的。”

我看了看四周：办公室没人了，风扇停了，热得难受。从敞开的门看出去，我只看到一片黑，走廊里也没人。

哨兵告诉我：“凌晨两点了。你在发高烧。把这个吞了，”他说着把两片药放进我的嘴里，“很抱歉，我不能给你水喝。”

我辨出是阿司匹林的苦味。我尽量嚼碎吃了，然后想看看伤口的情况。我被背铐着，够不着地方。我用目光询问那个士兵。

“感染了”他回答：“下午我给你缠了纱布，也只能这样，防苍蝇，也防止失血过多。你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你干了什么，太野蛮了”

突然，他看了看背后，大概是担心说得太多了，他走到门口站他的岗去了。我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到底这可能更多是胃里没东西的反应。我又沉沉地回到噩梦中去了。

醒得很突然。上尉带着两个士兵一大早就闹哄哄地进来了，很不耐烦地用脚将我踢醒。我总算自己爬了起来，迷迷糊糊地坐着，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又将我脸朝下扔到地上。这让我非常气愤的举动，倒是驱赶疼痛的好办法。他们随即把我提起来，就像捏着根羽毛，给我戴上闷死人的面罩，然后把我带到——不如说是拖到——外面，丢进一辆卡车。发烧加上气闷，我又长时间地陷入了昏迷。

在军事监狱受到的待遇和前面差不多。看医生只是做个样子，给我大剂量注射一次抗生素就算是治疗了。至于伤口缝合，想都别想。

然后又是审讯。他们很快就明白说来说去是没有用的，于是用上了硬的一手。并非我已经不怕受刑，绝对不是！我既然自己逃脱过几次，当然希望这次也能自救。我知道，痛苦到了极限之后，要么是失去知觉，要么是拷打结束。熬一熬。熬到这让人窒息的场面到头，或者熬到我昏死过去熬到用完电刑或者心脏衰竭熬到这劈头盖脑的皮鞭停下来或者我最终没了知觉熬到被他们从天花板上放下来，或者血干脆不流了，再也感觉不到倒挂的痛苦熬到没了知觉，再也感觉不到后背被钢鞭撕裂成一条条时那难以忍受的痛。屏住呼吸，放慢心跳，控制注射到我身上的药物流散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直在练习。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和希望。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审讯”的人。有十来个人轮流受这种折磨，轮到谁则视那些士兵的心情而定。我决心对抗到底，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从这里走出去。只要我知觉尚存，那些士兵不踢到筋疲力尽我就绝不会任他们把我拉起来。这种态度使人对我多少不敢轻视，从而时不时躲过被审的机会。每当我看到他们累兮兮地走开时，我都充满了自豪。这阻止不了他们回头再来，而且往往是更加非此不可的样子，但毕竟我还是赢了一局。

就这样过了几天。我没了时间概念。我把短短的休息机会都看成赐福祈祷一般，这时候我就能躺在审讯室的石板地上，在那些横七竖八的人的痛苦叫喊声和臭味里面睡上一觉。没有吃的，几杯茶水而已，也没有治疗和洗漱。地板时不时被水笼头冲洗一遍，有时把我们也捎带上。按规定，我没有权利睡觉，常常被一顿乱打弄醒。昏迷的时间过长，也会招来高压水笼头伺候。对策就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