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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仇恨，都忍了，说服张杨放人，就是为了阻止内战，免得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渔翁得利。这一点，完全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很有全国眼光和当家作主的气概。对此，我最初还不理解，后来想通了，非常佩服，所以才下决心公开响应共产党人的号召，公开释放政治犯，呼吁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后，南京方面不思反省，迫不及待地肢解和裁减了东北军、西北军，随即又得寸进尺整顿我们川军，实在欺人太甚。但是，即便是西安事变那样好的时机，我们也没有急着对重庆行营动手。眼下，内战更不能由我们发动。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家再好好想想其他办法。”刘湘当即表示。

邓汉祥接着说：“假使我替老蒋策划，绝不采取在重庆扣留甫公的愚蠢办法。因为，即便侥幸把甫公扣住了，甫公手下几十万川军将士，立马会爆发自卫战争。刚刚摆脱西安事变狼狈处境的蒋介石，肯定背不起重开内战的罪名。他不如采取用绳子慢慢勒死的巧妙办法，先缩编川军部队，剥夺军官任免权和武器制造能力，削减我们的军权和军事实力，再用枪逼着我们搞军政分治，让甫公和各位高级将领都一步步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调去中央当个部长什么的，岂不省事得多？”

“邓秘书长，你这也太黑了嘛！”刘兆藜笑骂道，大家都笑起来。

“去你的！”邓汉祥笑着回骂道，“我的意思是说，甫公这次去重庆，估计蒋介石是不敢当即下黑手的，他更可能采用比较缓和、阴险的手法。”

“蒋介石真的这样听话？”刘兆藜表示怀疑。

“这只不过是我的推测，老蒋是不是也这样想，谁也说不准。”邓汉祥回答道。

“照你的分析，甫公此行不会有危险，但以后危险会一步步逼近？”潘文华问道。

“嗯，我是这样估计的。”邓汉祥答道。

“汉祥分析得很有道理。以后的事情，现在暂时不忙管，先集中应付眼前的重庆会议，找个稳妥的办法。”刘湘说道。

“我觉得，要稳当，还是由我带几个人打头阵，先坐飞机去重庆见何应钦，从这个贵州老乡口中把情况摸清楚。甫公带主要代表走陆路，在部队公开护送下沿公路前往重庆，到了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