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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　２０　世纪前半

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

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

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

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

（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

经济的增长。２０　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

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

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①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

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１９　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

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　２０　世纪前　５０　年，这

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　７％或　８％。②这个年增长率，近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４９　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

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

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

速。直到　７０　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　５０％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

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

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大约　２／３　下降到　１９７１　年的

１／３。

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对这一有惊人活力的——尽管

仍然在部门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出什么力。像在　１８

世纪发生过的那样，近代之前的增长——总人口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没有持

续的人均增长——可能不需要国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还因没有国家的

作用而得到好处。但是，后来要努力达到现代经济的增长，较大的政治投入

大概是需要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不够强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适应，

难于控制和发展中国私人经济的潜力，而同时又保证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

个人平等和区域平等。③

结果，１９４９　年以前关内　１８　省和东北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提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骨干可以训练大量

扩充的人员，以配备　５０　年代投入生产的许多新工厂。这当然大半不是有意

的，但是，即使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外国势力有时曾抑制过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

它最有效的遗产，看来也是最初的技术转移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成为可能。

所以民国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处处停滞、政治体系四分五裂的维持时期。

相反，现代城市经济成分的总增长，为　１９４９　年以后进一步向前推进铺平了道

路。然而，大多数的农业地区没有同时取得城市一样的增长。失调、不稳定、

地方灾害、战争和不时的通货膨胀，都拉下了生产水平，抑制了商业，阻碍

了农业投资。这些困扰，虽然在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损害最大，但是在整个晚

清和民国时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后果令人不安。

① 黄宗智：《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占优势的小农经济变化的主要专著。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　70—103　页。 又见费维恺：《论　20　世

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 国社会》，第　129—133　页。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我们首先假定中国社会－文化高度的同一性，作为判断现代趋向的基线。

不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