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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血，说话非常困难，不打电话可能是这个缘故。至于为什么不接电话，是因为老刘出门匆忙，手机落在了家里，后来他们就一直呆在医院。

胡晓燕告诉袁方，刘汉唐是5月26日早晨7点多钟从外地回到北京的。当时她正要出门上班，忽然发觉丈夫精神不大对头，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好像有什么心事。在她再三追问下，刘汉唐才说，他把单位的照相机摔坏了，这部相机很贵重，大概得两三万块，他正发愁呢。她忙问是怎么弄坏的，刘汉唐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他遇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后来他岔开了话题，说下午还有件重要工作要完成，要采访一位从国外归来的考古学家，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说完，饭也没吃就蒙头大睡。谁承想这一睡，就再没缓过来。她晚上下班回来，发现丈夫仍在昏睡。她给丈夫预备好下午穿的干净衣服仍旧原封不动地放在椅子上，丈夫压根就没出家门。一摸刘汉唐的头，烫得吓人。这当口，刘汉唐醒了。他说自己没事，不过是有点感冒，吃几片药就好了。可是到了5月27日早晨，刘汉唐的病却越来越重，不但烧没退，还一阵阵地浑身发抖，咽喉肿得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喝水。胡晓燕还记得，当时刘汉唐强打精神发了一条短信，之后就开始昏睡。她哪还敢再拖下去，忙开车把丈夫送到了芳泽医院。到医院以后，老刘的状态好一阵差一阵，直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袁方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临别时，他告诉胡晓燕自己确实接手了老刘的工作，他是一定不会让这位大哥失望的。

出了医院门，袁方心里就开始打鼓。刚刚对胡晓燕说了豪言壮语，可现在该怎么办？老刘这一病，难道意味着所有工作必须从头开始吗？那也太吓人了！

他颠了颠那把沉甸甸的铜钥匙，决定先回杂志社一趟。

袁方来到国贸大厦楼下时已入夜，长安街上灯火通明，还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坐电梯到达杂志社所在的楼层，隔着玻璃门望过去，几间办公室都是黑漆漆的，没有半点动静。作为一名普通员工，袁方只有打开外边大开间工作室的权限。开了门，按下开关，几只大功率日光灯唰唰地亮了，房间内登时通明雪亮。这儿是采编部人员统一办公的地方，14张桌椅整齐地分成两列。在他的印象中，这14把椅子同时有人坐的情形已经好久都没出现了。

刘汉唐的办公桌和袁方的办公桌隔着两个位子，紧靠着窗户。袁方一屁股坐在刘汉唐的椅子上，把腿搭在桌上，有一点恣意。望了望窗外的夜空，几颗透亮的星星在天穹上闪动，还有团团的云。这种好天气可不太多见，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良宵”吧。但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意义不大，无论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都不能刺激他想到什么，自从女友离开之后，他觉得自己似乎变得有些麻木了。此时此刻，他就指望着快把手头的事办完了，因为回家之后，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功课”等着他呢。

那把铜钥匙能打开桌子正中的抽屉。里面的东西码放得很整齐，有两盒名片，一小沓空白便笺，一只空软盘盒和几张酒店预定卡，还有两本最新两期的《谜境》杂志和一沓打印好的稿纸。袁方想，老刘交付给他的“有用的资料”肯定是那一沓稿纸，可等拿起来一翻，立刻失望了。那是一份策划案，跟宋文上午给自己的那份一模一样。

袁方把整沓稿纸重重摔在桌上，发泄了一下怨气。没想到会白跑一趟。

忽然，他注意到，抽屉里在放稿纸的位置下面有一本书。拿出一看，书名是《中国门神民俗》。再看作者名字。哦，并不陌生，鲍天羽。那不是京城博物馆的馆长吗？

看来这本书是刘汉唐留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了。袁方把书塞进挎包，抄起那沓策划案塞回抽屉，准备走人。

这时，一张纸片突然从那沓稿纸里掉出来，飘落到办公桌的底下。袁方趴在地上，伸长胳膊，勉强够出了那张纸片。

原来是一张照片。

拾起来时，照片恰好背面朝上，借着明亮的光线，能看到上面写着一长串阿拉伯数字。

他正要起身细看照片，目光却被桌底下的另一样东西吸引住了——纸篓。他的心里猛然想起以前听过的一则传闻。据说，在激烈的商战中，有些公司会雇佣工业间谍扮装成清洁工潜入竞争对手的办公室，专门从对方的纸篓里收集废纸，再从这些废纸中搜索重要的情报线索。想到这儿，忙把纸篓拿到光亮处，心里默默祈祷，老刘千万别有往纸篓里吐痰的习惯。

还好，很干净。里面只有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条。

把纸条放在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