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第2/4 页)

，先后会见广日外相，访晤冈田首相，并会见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等要人，一再表白：中日提携系属大道，希望两国努力扫除障碍。他趁此机会“与贵国朝野各士会见，一面就中日外交关系及经济提携对策等听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贵国朝野人士彻底明悉中国当局所持之意见”。＇《政治周刊》第2卷第8期，第21页。＇

为了表示对中日“亲善”、“提携”的诚意，2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日本政府看到中日“亲善”、“提携”的谋略得到响应，遂进一步加以诱导。同年3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晤访汪精卫，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有诚意取缔排日，中日关系渐上常规，不胜庆幸。晤谈后有吉明在发表谈话中说：“前者蒋介石氏即发表中日问题正常化之声明，国民政府亦复努力取缔排日，致中日关系，已有急速好转之机运。”＇《政治周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3月。＇

次日，日本外务省亦表示大体满意。5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转达日本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决定。5月17日，中日使节升格的决定由双方同时发表。中国驻日本大使为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日本驻中国大使为现任驻华公使有吉明。

在日本政府伪善外交掩蔽之下，日本军部及其在华特务机关却积极策划着进一步分离华北的计划。在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有关要人，于3月下旬返回长春，提出报告。关东军据此于3月30日决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

（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

（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协商策动“华北自治”。同年8月，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及驻华武官一份文件，强调其华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在华北五省建立“同帝国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日〕《历史学研究》第511号，1982年版。＇

曾任关东军参谋并主持内蒙特务机关工作的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华北的自治运动，始于1935年4月，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86～87页。＇

（四）多田骏声明——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代表作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多田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第56～57页。＇

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抗议。

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217页。＇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强调要“采用缓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国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

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

第三“排除赤化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