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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正待挺起，一个日本军官高举战刀奋力劈来，他闪身躲过，回手抓住对方的刀刃，就如同拔河般同那个日本军官较劲夺刀。锋利的刀刃切割着他的大拇指，他竟一点也不知道，刀子一点一点割着，大拇指掉在地上，那军官惊疑地一瞥，想看清那是什么，还没等他收回目光，杨兰五一声吼叫，夺过战刀，银光一闪，那日本军官的头已被砍落在那根大拇指旁。这时，杨兰五举刀冲进白毛巾堆里见白就砍，就像疯了一般，竟连墙角歪靠着的死鬼子，他也砍了十几刀，把他砍得体无完肤，“呀呀”叫着向前冲去……

这一仗过后三个月，兴龙救国军被国民党整编，杨兰五没有跟过去，就改名换姓，流浪到苇子坑给地主家看家护院当了长工……

沙吾同不由得对这个杨叔叔另眼相看了。以前只是感到他是个好人，心肠好，又正直，是个好长辈。今天听他讲的江湖往事，才知道他本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硬汉。叔叔好人啊！如今他又要出面为一个受难人作证，他的心地纯朴而又善良，他怕他救的女战士受难，他认为那个女战士的政治生命值钱，应当让她清白无辜。想到这里，他对这个叔叔满怀深情地说：“杨叔叔，你的心里想的都是别人，可你想过没有，姑且不说那个女战士同余文秀是不是一个人，即使是，你去给人家作证，你自己有啥影响没有？”杨兰五不假思索地说：“我见不得别人可怜，那比我受罪还难受。再说还是那句话，咱被批斗时，小齐为咱家报不平，受了批评，还操着咱家的心。后来听小夏说，她每天夜里都要来咱家转一圈，怕我们一家想不开出意外。”沙吾同死活不让他去作证，他怕齐秋月她妈余文秀过了这个沟坎，一旦有人再抓住杨兰五的匪事不放，那就又惹了一场祸。他不愿提说“土匪”这两个字，他只是反复强调，不能给他们作证，也没有打过日本鬼子，大拇指断了一截是年轻时割草叫蛇咬了，怕毒攻心，叫人剁掉的。沙吾同千嘱咐万叮咛，直到杨叔叔点头答应了才放心骑车回沙家湾老家。

让齐秋月去找杨兰五大叔，从根子上说，是我点的捻子——我办的一桩罪该万死的事。

杨兰五大叔五十来岁，黑红脸膛，高个头，背有点驼。我入队时，只知道他是倒插门，是小焕的继父，可比亲爹还亲。后来不再发展他家当积极分子，当骨干力量，就没有对杨兰五大叔的出身进行进一步调查。他带外地口音，跑过大地方。后来才知道，他是流浪到这里，土改时就落户到这里。这苇子坑自古就是出产绸缎的副业之乡。进村就听见啪哒啪哒的织布声，家家有织机，人人会织绸。人民公社化后，织机集中到队里，成为副业组。上工后，一溜儿男女，脚蹬手动，煞是好看。因此，跑买卖销绸缎也就成了男人的一条活计。同时，南北东西四路客商也来这里进货，有的开办绸缎庄，落户苇子坑；有的跑单帮，结识了当地女子，也就入了户。因此这里人员复杂，老门老户有，外来户也不少。杨兰五旧社会在地主家看家护院，也跑过绸缎买卖，地没一分，椽子没一根儿，纯粹的无产阶级。因此从土改到公社化，再到文化大革命，谁也没有想到对杨兰五的出身历史来一番调查。谁能想到我给齐秋月出主意多说了一句话，就当真挖出了一个大土匪。其实，对大叔那断了一截儿大拇指的事，我是无意间看到的。也没有问过，谁曾料想齐秋月拾个棒槌就当针（真）了。

那一天，我正在面对面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个老贫农正在总结我如何如何表现好，提出让我担任大队戴帽中学东岳庙学校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大队革命委员会还告诉我，把王记香也安派到学校里当民办教师。我一时高兴，正想站起来表个态，有人来说，家里来客了，是坐小车来的。赶忙回去一看，是齐秋月。我笑着说：“领导来检查我这个臭老九改造情况？”她却一脸正经地说：“有正事，进屋再说。”还没有坐下，她眼里就泪水涟涟了。她把情况没说完，我就懵了。

我说：“那要王贵桥干啥，这不是臊他面子吗？”

她说：“越是这，他越没法插手。他也气得光骂娘。这两天，血压也升高了，我就不敢提这事。”

我一时没法插腔。咱算个啥嘴脸？一个赶回老家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不过我还是在动着脑筋。齐秋月不是别人，她是我可心的婚外红颜知己呀！“有人要清算阿姨的旧账，怕是有啥背景吧？”

齐秋月说：“那还用说，后边肯定是郑连三。”

王记香说：“这个郑连三，狼心狗肺。不得好死。”

第二卷第八章婚外相思（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