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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义理、辞章、考据学问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们都被历史湮没得杳无痕迹。

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依然时常被后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别提当时那种依靠经世致用的良好发挥导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他那时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后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他回河肥一带募勇。

李鸿章虽然不是湘籍，却与曾国藩谊属师生，所以一同被邀参与这重要筹谋。

在李鸿章下首的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