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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

卢作孚照例不表白自己面对蒋介石手令“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对自己做心理描写，他只向人说出必须这么做，然后自己带头、并督促众人这样做去。

“若不经调查，怎知何处、何人有粮食储存呢？储存数量多少呢？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故而卢作孚局长及其副局长，虽被蒋中正浇了一盆冷水下，仍于9月中旬，分赴四川产粮之第二、第六、第七等三个行政区进行调查，并召集专员及县长研究粮食管理办法。”大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学者，台北“国史馆”纂修处高级研究员简笙簧先生严谨考证后，指出战时问题必须采取相应调查、管理措施的理由。

1940年9月中旬另一份《中央日报》，发表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告川省民众书》：“政府对于四川省所发生的粮价飞涨现象不能坐视，必须以最大决心对本省实施粮食管理。”

与此同时，卢局长正主持会议，他用红笔在川省粮食管理专用地图划分区域：“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业务员及事务员各一人，雇员若干人，以推动农村余粮调查业务。”

与会者坐席前，便摆有“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等牌位。卢作孚对他们一一吩咐，众人依次点头领命。

1940年9月19日《成都中央日报》：“卢局长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

只差一句话没写：“面对委员长严令，卢局长不改初衷，一意孤行。”

“实施消费区的市场管理，实施米商登记，分区编号、凭证购米，以期运销、分配皆能达到合理化，遏止米商囤积居奇之风！”卢作孚召开各地专员、县长、米商大会，口气软中带硬，此前他曾登门拜访劝说过的各大户乡绅、各位大粮商多到场。其中桀骜不驯者，此时也敢怒不敢言。1940年9月23日《成都中央日报》报道了卢局长解决粮食问题的这一鲜明态度。

会场中人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