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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

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

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当时，年方二十岁的丁甘如随后卫部队五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得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象成了一群马上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但有些同志掉下山去，再也见不着了。

一九八四年，李一氓忙于文化交流。一九三五年时，他是一个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大雪山也是如此。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

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他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时才十—岁。翻大雪山时刚满十六岁。一九八四年，他已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还很年轻，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衣，再配上灰色的裤子和袜子，完全是一副专家的模样。他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时还不够领枪的年龄。他在宣传队工作，负责往墙上刷标语。他家里很穷，一年中有四个月缺粮，不得不向地主借，欠下了水远还不清的债。

钟医生存长征途中是个卫生员。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得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坐在吹足气的猪皮筏上过河，我从未掉下去过。”

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钟医生一点也不在乎。他应该穿上暖和的衣服，但他没有。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

“请记住，”他强调说，“当时我还年轻，困难对我影响不大，想得也不多。”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减：”上来，上来呀！　‘“他说。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定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重新迈开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