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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　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

天气温和，没有再下雪。五岭的严寒稍有缓解。河面狠宽，河水很浅，每年这个季节赤水河水流总是比较平缓。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象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现元厚）及时渡河完毕。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这一位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客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予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她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袒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拆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