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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似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年轻时瞎了一只眼睛、现在连另一只也瞎了，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出租房里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趁热打铁在那里暂时呆了下来。黄慎回老家福建住了一阵，终因在大城市里热闹惯了，呆不住，干脆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不再像以前这样自由自在。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还去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蓦然回首，这一瞬间他将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无，它们开始渐渐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宣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杭州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及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打算为自己的世俗人生预先安排后事了。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在上面，他认认真真题了一首诗：“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已有些为时过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被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像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柳亚子的牢骚（1）

十七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苏州文化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虎丘山塘右侧以义烈著称的张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吴中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在这里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柳安如的吴江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政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南社的纯粹文学组织，会在本世纪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画舫前往虎丘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者叫柳慰高，后改名柳亚子—一尚一连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馆对面的戏院里*自许，力捧一个名叫冯春航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文人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柳亚子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