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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据自治性原则协商的公平安排一样。任务与报酬的某种平衡将得到协商，致使每一方都是可接受的。劳动分工可以确定，但不是简单地依既定标准继承的、或由带给这种关系的不平等经济资源所强加的那种分工。

在更宽泛的社会中存有一些结构条件，这些条件渗透到纯粹关系的核心；相反，这些关系如何决定涉及更宽泛的社会秩序。公共领域的民主化，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化，为个人关系的民主化提供了本质的条件。但其反面也适用。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自我的自治性发展对于更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涵义深远。

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有一种对称。考虑一下今天全球策略和冲突分析中突出的位置交涉与原则协商之间的区别。在位置交涉中——可以等同于缺乏？密关系的个人关系——在谈判中每一方都采取极端的立场。通过相互威胁和磨擦，一方或另一方被制服了，于是便得出一个结果——如果谈判到此时还未完全破裂的话。以更加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全球关系趋于原则性的谈判。这里，各方的相互作用以发现相互的基本关怀和利益开始，首先辨识出一定范围内的可行选择，然后进行筛选。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对方的敌意是区别开来的，因此既可能坚持谈判的实质内容，又可能对对方持支持和尊重的态度。总之，如在个人领域一样，差异可以成为交往的手段。

性、解放、生活政治

没有人知道能否在全球层面上发展一个民主制度的框架，或从另外的角度看，世界政治能否滑入可能威胁整个行星的一种破坏性。没有人知道性关系能否成为非永久性联系的一片荒漠，既有情感厌恶又有爱，同时又有暴力的疤痕。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充分理由持乐观主义态度，但在一种已经放弃了天意的文化中，我们必须依据公认为危机的背景来制定未来的蓝图。全球现代性规划的开放性质在日常社会实验的不确定性结果中有其真正的对应物，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切地说，民主并不足够。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内部指涉系统的一种政治；它的目的是控制分配性权力，而不能面对权力的生成方面。它抛开经验的隔离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性在现代文明中极具重要性，因为对于日常生活所必须提供的技术安全来说，性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联结点。它与死亡的关联对我们来说已是怪异的和难以想像的，如同它对生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一样。性已被禁锢在对自我认同的寻求之中，性活动本身只能于瞬间实现这种自我认同。“放下你那颗熟睡的头，我的爱人/我那不忠的胳臂上的人。”如此程度的性欲是失败了的爱，注定是无休止地在解剖学和身体反应的同一性中寻求差异。

在激情的私有化与性在公共领域里的浸透之间存在着张力，在这种张力中，以及在今天使男女分化的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新的政治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其与性别的关联中，性导致了个人政治的产生，如果仅只与解放相联系，这就是被误解了的一句话。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学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7章，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在制度反射性的语境中运作。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的隔离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些是把抽象哲学、伦理思想和非常实际的关怀融合在一起的问题。

生活政治学的领域涵盖一些存在着进行局部区别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的问题。仅就这个问题聚焦于寿命、被视作一个内部指涉系统而言，反射性自我规划只能以控制为指向。它除真实性之外别无道德性，这是那句古老的名言“愿你的自我真实”的现代翻版。然而，今天，传统已经逝去，“我将是谁？”这个问题难解难分地与“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此，许多问题自行呈现出来，但仅就性而言，性认同的问题则是最明显的。

可以认为，两性之间达到的平等程度越大，男性性征和女性性征的先存形式就越是聚敛于某种两性同体模式之上。情况也许如此，也许不是如此，这要依差异在流行的性政治学中的复兴而定；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努力确定两性同体的内容，它就会空洞乏义，而这是确定价值的问题。只要性认同是依据性差异建构起来的，如是提出的困境就被隐藏起来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符码实际上不承认任何中介实例，把性别附属于性之上，仿佛二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