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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有欠缺的个体因之变得完整。

浪漫之爱借助激情之爱形成一束与超验性相一致的特殊信念和理想；浪漫之爱也许结束于悲剧，靠道德上的犯罪而延存；可是它也会获得辉煌的胜利，征服世俗的陈规陋俗，拒绝折衷和解。这种爱在两种意义上投射，它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尽管多数作家十分专注于刻画第一方面的特征，但第二方面起码也同等重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一个方面。正如19世纪流行的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浪漫传奇中如梦似幻的人物形象遭到了理性主义批评家——有男人也有女人——的轻蔑，这些批评家在这些故事中读出了一种荒诞的病态的避世精神。在这里我们所持的观点是，浪漫传奇无论如何都是那被剥夺者的反事实思考，在19世纪和后来世代，这种思想都对个人生活处境的重大改良产生了积极干预作用。

在浪漫爱情中，典型的激情之爱导致的对他人的极端迷恋经过整合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追求探索”定向（Characteristic　orientation　of　the　“quest”）。这种追求探索是一次长途漂泊的旅程，自我认同期待从他人的发现中得到效用的确认。这个故事有积极主动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方面现代爱情故事与中世纪骑士爱情传奇正相反，在后者的故事中女主角常常是相当被动的。现代浪漫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独立于天地之间浩气凛然，而且以这种方式得到一成不变的刻画。杰尼西·A�拉德卫：《理解罗曼司》，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在这些情节中征服主题丝毫不像是性征服主题的男性翻版：女主角体会并融化了一个男子起初无比冷漠和有意疏远甚至公开敌对的心。因而是女主角积极地创造了爱。反过来，她的爱又把她自己变成被爱的对象，以热情化解了另一人的冷漠，以热情取代了他人的敌意。

如果只是把浪漫之爱的伦理意蕴理解为一个女人借以遭遇公正先生的手段，那么这就失之肤浅了。尽管正像在生活中一样，在文学中也常常以这种方式再现浪漫之爱，但是，捕获另一个人的心实际上却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一部生命历史。女主角驯服、柔化和改变看似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所爱对象的男性品格，使彼此相爱的情操可能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主导目标。

长期以来，浪漫之爱情结的这种固有的颠覆性受到爱情与婚姻、爱情与母性之间的关联的抑制；那种一旦确立真爱永存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当许多人认为婚姻完全是永恒的，浪漫之爱与性伙伴之间结构上的趋同性就变得清晰明白、一望便知。这种趋同的结果也许是苦恼不堪的岁月，在作为婚姻套式的爱和延续婚姻的要求之间只有非常稀薄、脆弱的关联。然而一种即使不是特别有益但也行之有效的婚姻可能通过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得以维持，其中丈夫负责劳动，妻子负责持家。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体面”女性的标志，把女性性关系严格地框范在婚姻当中是何等重要。因为这同时也让男人们与正在悄悄生成的？密关系领域保持距离，保持着以婚姻作为女人的首要目标的状态。

爱、承诺和纯粹关系

80年代末，夏蓉·汤普逊对150名美国青少年的立场、价值观和性行为进行了调查，其受试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伦敦，1989。她发现，在时间较长的受试过程中，男孩谈论性（他们常常不谈论爱）的方式和女孩的回答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男孩似乎不能用一种和想像的未来相联系的叙事形成谈论性；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0页。而只能大致地讲出偶然的性故事论段；像什么早期异性游戏或各种各样的性征服。但当询问女孩的时候，汤普逊发现，她们几乎都能够不要暗示就讲述一段颇长的故事，“这些故事浸润着对于？昵关系的惊奇发现，痛苦的情绪，和自鸣得意的快乐。”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1页，伦敦，1989。她指出，女孩天生就具有很类似于职业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与本领，有能力复述复杂的故事情节，说起来还事无巨细，有条不紊；有许多女孩还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测试主持人的太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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