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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中央时这个因素可以忽略），同样的品行、才华、个人兴趣，司马君实和王介甫这样的两个人想不成为朋友都难。

从嘉祐时期的宋人赐给他们的共同雅号——“嘉祐四友”（另外两位是韩维、吕公著）上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

后来大量的杂谈野史证明了，嘉祐年间，东京的朝堂外，王、司马、吕、韩等人常常聚会于东京的各种高档会所，构成了一个精英文化群体。

在仁宗朝，特别是嘉祐年间，王安石进京后，四人“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

尽管日后王介甫司马君实对于当初两人曾经的亲密关系欲盖弥彰，王安石说我和君实的交情还是比较深的，只是两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和处理方法经常不同，难免有争执。

在洛阳闭门修书的司马光话语却有些酸，说王介甫素来对我淡漠，和他不过是普通同事关系，仅此而已。

决裂后的冷漠并不能掩盖当年的热情。

且不看王安石每作一新词，司马大人热情应和（如《明妃曲》），游吟唱和间，司马光微醉时也挥笔写下《和王介甫烘虱》这样风趣的戏谑之作：“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逋播。”意思说哥们你那个人卫生也该清理清理了，别老带上虱子和我们做朋友。

这样调皮轻快的作品在司马光的一生中很少见，里面包含着“嘉祐四友”当初怎样的快乐时光啊！

当年轻的赵顼成为北宋帝国的新东家后，寻找合适的大掌柜成了他的当务之需，这时，有人开始不停地在他的耳边提起了王安石的名字，而一向老成的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那句总结性评语更是彻底打动了他。

司马光说：“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司马光余生不知有多少次为当初他作出的评价而后悔，但是，当初的赞美却出自肺腑。

王安石对司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马光的堂兄司马沂逝世，墓表司马光没请别人，就是王安石，架子向来大的王安石没有推辞，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