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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如果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66：19，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在枢密院副职的位置上任职，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两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逵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里上过一天班。

很负责任地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在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二

如果要为狄青的悲情命运写一份分析报告书，纸面上的原因大体可以有以下两点：

第一，狄青太红。狄青从一个下级配军，短短十多年扶摇直上，坐到了帝国军事首脑枢密使的位置，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种家祖孙三代累积，临了才由种师道当了个同知枢密院），怎么能让帝国的文人们不眼红。

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步青云，那文人们还能忍受，而狄青的红超出了政治范围，不仅在军队、朝堂，还传播到了民间。在西北没有人再唱那首“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老掉牙的歌，人们记得的是骑着白马、戴着青铜面具，取党项敌将于千军万马之中的英雄。开封的少女们做梦都梦到大将军骑着白马来到她们的面前，摘下面具（刺字不能掩盖他那英俊而冷酷的面容），向她们送出温情脉脉的秋波。狄枢密使在东京经常一出门办公，就会召来无数粉丝的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成了当时首都交通治堵工作的难题。

在北宋帝国，通常红到这样级别的偶像，只能在文人集团中产生，比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小柳主要在青楼圈里知名度高），比如全能才子苏东坡，还比如大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死敌“拗相公”王安石。

而一个罪犯出身的士卒，凭着能打点仗和长得英俊（再加上会自我包装），就吸引了整个帝国的眼球（包括皇帝的），文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