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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转到蒋先生那边，又认为要“缓下来研究一番”，迟到二月七日，始行见报。

我们推测，当局对吴的情绪，一无了解，也可能忽视了吴的打击力量。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乃于七日这天，向台发难，首先应MGN台的电视访问，周后接见合众社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七日，正是台北八日的夜间。台北七日广告见报的时间，美国六日夜晚，吴国桢的消息，不可能这样快，换句话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已明日黄花，否则，这场误会，或许可以避免。

吴之“政见”，共有下列三点：

“（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17＇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二月二十六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氏是出名的政坛丑角，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周后，张氏余意未尽，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18＇，共达十三条之多。

张带头“提质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向经国表态，所列罪名，也都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手段，其中有关“套汇”一条，行政院长陈诚于答复佘凌云委员（立法院第十三次会期第五次会议中）时，已“郑重声明”，“吴政务委员根本无结汇套汇情事。”足见张道藩落井下石的居心。

另一位和张搭挡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漫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祯二月七日及十六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己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正在堂堂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19＇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眜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

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镜言佳句。

“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有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