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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遗祸了几百年，以致在几百年后明帝国沦陷时，许多人都无法反弹起足够的民族意识。

根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记录，1368年，朱元璋对徐达说：“中原百姓，流离相望。将帅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于民，其子孙不顾百姓死活，老天厌弃他们。”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于民？西征南下，杀人无数，屠城无数，难道是功德？朱元璋无法解释古中国的灭亡，无法解释汉族权力沦陷和权力真空的事实，必须以王朝天命的观念来解释民族的更迭。

1370年，当北征将士俘获元的“嗣君”买的里八喇到京师时，群臣请杀俘献祭，朱元璋不许。群臣以唐太宗为例对朱元璋进行过劝说，但朱元璋的逻辑是：“太宗那是对付王世充。要对付隋的子孙，恐怕也不会这样。”

从现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不杀俘当然是对的。而在唐太宗的时候，在大街上杀俘献祭，起到了鼓舞民气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的逻辑并非不杀人，看他杀功臣和自己的百姓时的残暴，就能推理。朱元璋的逻辑是杀谁不杀谁，他的理论是：买的里八喇那是前皇朝的后裔，杀不得。

难怪许多末代皇帝都活得津津有味，而功臣和知识分子都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皇权的继承逻辑和思想根源在此！

当时的捷报中可能充满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词汇，而朱元璋先生却对宰相说：“元朝统治中国百年，我和你们的父母都赖其生养，为何如此菲薄，要改掉。”

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古代统治者们自私的逻辑，如果不认元贼作父，谁来承认他朱元璋的绝对独裁和权威呢？！

明帝国的半野蛮化体现在其对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上，它基本上接受了元的行省政制。我们知道，像西方的现代民主，除了建构在自由、人权和票选上，地方自治也是其分权制衡的一种方式。在唐宋时代，虽然也是承袭秦制，但皇权并没有膨胀到像明帝国这样。

帝国的政治是野蛮和血腥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阴谋反朱集团”的被打倒与株连九族等做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统治的实质。蓝玉，可以说是民族的功臣和英雄。敌国灭，功臣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帝国的集权体制与百姓的懦弱奴性，无法挽救功臣的性命。连敌国酋长的命都可保住，而功臣和英雄的命却不保，为何？权力的排他性使然。

当帝国一再书写这种忘恩负义和“苏丹式的司法残暴”（孟德斯鸠语），你有什么理由指望被虐待的人们和他们的后裔不做汉奸？

帝国的才子解缙是在雪天被特务头子灌醉后活埋在雪中的。这样的帝国，难道不是半野蛮化的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政权，也为汉族百姓免受游牧民族的压迫和奴役提供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当明帝国在1644年先被“流寇”困扰得半死，然后遭到清帝国铁骑的征服，人们就会尝到什么是更底层的奴隶的滋味了。

在朱明王朝的统治下，人们的血性继续败坏，中原和江南将因为帝国君王的昏暴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将因为它的精英和百姓的性格的堕落而戴上几百年的枷锁和桎梏。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缓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的。它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援助人，后来却用无数胳膊来压迫人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清朝的暴政，与老孟说的何其相似。当它入关时，当明朝臣民还梦想他们向“流寇”复仇的时候，那无数压迫的胳膊早已藏在铁蹄后面。当铁壁合围的大幕拉开，当剃头易服的大幕拉开，当文字狱的大幕拉开，古中国的后裔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牢笼，而牢笼的大门在1644年已经砰然关上。

明朝沦陷后，有星光的长夜变成了没有星光的长夜，人们再次向地狱深处坠落，继续向下，向下……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走向东方奥斯威辛——明帝国的最后报应

明朝末年，内外更加交困。帝国从它创立之初，就不停地陷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每隔几年，边患即会重来，无论是鞑靼还是瓦剌，都在与明帝国摩擦。无论是因为边市的关闭，还是因为饥寒而为生存苦斗，最终的结果都是游牧民族的铁骑不断践踏明帝国的北方，有时甚至直逼京师附近。

明朝末年，税负更加繁重苛酷，政治更加黑暗混乱，而天灾正在迅速逼近——地震、干旱、蝗虫、瘟疫。最后，暴政和饥饿把帝国苦难的百姓逼上了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道路。明帝国的灾民为造反准备了大量的干柴，帝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