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话，按写低者的价格赔偿，并奖励其2元，对写高价格者认为是讲假话而罚款2元。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博弈。本来，为了获得最大赔偿，双方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写100元，获赔100元。但甲却精明地认为如果写99元而乙会写100元，这将得到101元；可是乙却更聪明，他算计到甲会算计他写99元，而准备写98元；可甲更聪明一个层次，算计到乙会写98元而准备写97元……如此重复博弈下去，两人都“彻底理性”地能看透对方十几步甚至上百步的博弈过程，最后落到每个人都写0元。

可能你会想，生活中不会发生如上述例子中的事情，但巴罗教授提出这个案例旨在告诉我们：一方面，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因为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比如我们的古语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当然足够理性，甚至可以说是“真理”，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理性”的话，那么每个人得到的都将是“三分真话”，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人们的交际成本。所以，对于纯粹的“理性”，我们也是要辩证地看待的，否则事情的结果会与初衷大相径庭，非但损人，而且不利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6）

■“撑死胆儿大的”与“饿死胆儿小的”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打破“大锅饭”。那么，“大锅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锅饭”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后来，“大锅饭”发展为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和概括，它在生产中体现为团队生产。而团队生产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人们能观察到的只是团队的成果，对于每个人的努力和成果难以观察。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所有的人都没有积极性，勤劳的人也就变成了“懒汉”。后来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我们看结果怎样呢——用课本上的话说是“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

为什么两种制度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进行探析。在“大锅饭”的机制下，由于对劳动成果的考察落实到团队而非个人，这就发生了以下的情形：假设团队中有100个人，每个人选择“努力工作”都要承担10元钱的成本，同时为团队的预期产出增加20元；而每个人偷懒则无须支付任何成本，也不会增加团队的预期产出。结果我们会发现：如果其他99个人努力工作，而自己偷懒将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可以不付出成本就享受到好处。而如果其他人都偷懒，则自己更应该偷懒，因为自己努力工作付出了10元钱成本，但为团队增加的20元收益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偷懒就成了“大锅饭”（团队生产）中每个成员的优势策略。

明白了上面所讲的，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公司、企业都要对员工实行岗位责任制、实施绩效考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才能以多劳多得的机制来促使能者多劳。否则谁也不愿意让他人来分享自己的劳动所得，其结果必然是陷入囚徒困境。

为了弄清楚机制是如何对效率发生作用的，让我们再来看一则《韩非子》中所讲的故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愍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以上这则精短的寓言后来演变成了更为精短的成语——滥竽充数。如果把　“大锅饭造就懒汉”中的结论应用到“滥竽充数”的故事中来，我们会发现，每个乐师最合算的选择都是不吹——因为这是他们的最优策略。但结果为什么只有南郭先生一个人在“滥竽充数”呢？因为有惩罚机制在起作用。如果一旦做假被发现，齐宣王一怒之下，十有*会要了这个人的脑袋，所以大多数人不敢冒这个险。

那南郭先生为什么敢于做假呢？就在于他发现了“机制”中的漏洞。我们谈论“滥竽充数”这个成语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贬义，把南郭先生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其实南郭先生是个很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