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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会向我们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当这种时候，摩城公司的人常常站在我们旁边，帮我们摆脱困境，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控制住谈话，替我们回答那些问题。我们本来是一点儿也不想让他们难堪的。我猜想，他们大概担心我们有可能用当事人常用的那种挑战的口气讲话，要不，就是自从给我们烫了那种美洲黑人的蓬松发型后，他们一直担心他们是创造出了一群小弗兰肯斯坦（注：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所著同名小说中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制造一怪物，后为此物所灭。），随时有可能惹是生非。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们对黑人权利问题有些什么看法，摩城公司的人就告诉他，说我们从来不去想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只是一些“商业化的产物”。这话听上去真不入耳，可我们还是挤了挤眼装作没听见。临走时，我们使劲朝那位记者敬了个礼，好像把他吓了一大跳。

我们甚至在“灵魂列车”节目中再一次与唐·科尼利厄斯进行了合作。我们在芝加哥时，他曾是那个地方广播电台的唱片音乐节目播音员，所以，我们在那时彼此就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喜欢观看他主持的电视节目，其中有很多舞蹈演员来自这个国家的中西部平原地区——也就是我的家乡所在地，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就在我们的唱片大获成功之后。“杰克逊五兄弟”立刻踏上了长距离巡回演出的旅程，那可真是令人疯狂的日子。这次远征始于一九七零年秋季一次大规模的旅行演出，我们在像麦迪逊广场公园和洛杉矶广场这样宽阔的场地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一九七一年，当《永不道别》这支歌一下蜚声歌坛后，我们在夏天一共到过四十五个城市演出；紧接着，那年秋冬两季我们又跑了五十多个城市。

回忆那些时光，我常常觉得那是我和我的兄长之间极其融洽和睦的一段时期。我们对这个集体总是忠心耿耿，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到处寻开心，经常一起消磨时间，相互之间或对和我们一同工作的人随心所欲的搞一些恶作剧。我们从来也没有太过分——电视机没有飞出过旅馆的窗口，但是我们泼出去的水却浇在各种各样的脑袋上。多数情况下，我们胡闹只是为了驱走漫长的旅途带给我们的厌倦和寂寞。要是你在旅途中感到厌倦的话，你会做任何一件能使你提起精神的事情。你瞧，我们被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哪儿也不能去，因为旅馆门口蜂拥着一群尖声叫喊的狂热的女孩子。我们便要找些别的有趣的事情来做。我希望我们能把那些闹剧拍摄下来，尤其是其中一些荒唐透顶的恶作剧。我们一起等着负责安全事务的经理比尔·布雷睡下，然后就在过道里疯狂的跳起舞来；比谁的舞步节奏快，或者抽签分组进行摔跤比赛，还有枕头仗，剃须膏大战，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真是一群疯子。我们把装满水的气球或是纸袋从旅馆阳台上扔下去，看着他们落地之后水花四处飞溅，然后就拼命的笑个没完没了；我们互相之间用东西乱打，要么就花几个小时挤在电话机旁，编一些骗人的鬼话，向服务台点一大堆的饭菜，然后看着他们把这些饭菜送到陌生人的房间里去。不论是谁，要是走进我们的卧室，都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被我们架在门上方的吊桶里的水当头浇透。

每当我们到达一个新的城市，我们总是设法到所有能去的地方观光。我们和罗斯·法恩这位出色的老师一起游览，她教给我们很多很多知识；她还督促我们将所学的只是确实领会。正是罗斯向我灌输了对书籍和文学的热爱，这种爱好我一直保持至今。我把手头上能找到的所有书刊都读了个遍。新的城市意味着新的购物市场，我们喜欢出去买东西，尤其是去书店和百货商场。可是，随着我们知名度的提高，歌迷们把很随便很平常的采购程序变成了一场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对我来说，那些日子里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莫过于被一群差不多歇斯底里的女孩子团团围住了。

我是说，这真够粗暴的。每当我们决定去某家百货公司，看看他们有些什么的时候，歌迷们总会找出我们所在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弄个一塌糊涂，人仰马翻——柜台被推倒，玻璃被砸碎，现金出纳机被打翻在地——把那儿砸个稀烂。可我们去那儿的目的只不过是挑选几件衣服而已呀！当这些聚众滋扰的场面爆发时，我们对所有这一切的狂热、奉承和名声招致的麻烦真是束手无策。如果你不曾亲眼见过那样的场面，你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那些女孩子们是很严肃的，她们现在也还是这样；她们的本意是很好的，但我可以证明，这样的围观的确很伤人感情。有一千只手在同时扯你，抓你，拽你，拉你，你感觉到就快窒息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