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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

（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没想到这些有点漫天要价的条件居然被孙中山和陈炯明批准当时的陈炯明还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陈独秀历来办事果断激进，他抓住机遇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育院。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在他的预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要30万元的经费。而一所省立中学的预算才3万元，一所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

陈炯明审核时不解地问：“这究竟是什么学校呀，要花那么多钱？”

陈独秀挺牛气地点燃烟，坦然相告：“是一所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可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陈炯明知道这老兄的脾气，犹豫片刻，还是提起朱笔画了一个红圈圈。

陈独秀的“看云楼”很快成了激进派的聚散之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参加集会，演讲，撰写了大量政论文，抨击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他来之前的广州曾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下，他指示陈公博和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无政府主义就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最好笑的是当时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传播革命，北京的黄凌霜很快将人地两疏的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七个中国人清一色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俄国人在广州还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他们。陈独秀来了后，情况马上就变了过来。他先找俄国人说明了真相，又傲气十足地把这些年轻人找来教训了一顿，说：

“你们必须放弃原来的观点，我才会同意你们加入共产党。”

他那种目空一切的霸气还真的震住了这帮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和俄国人分道扬镳于是他们又和封建顽固派联手攻击陈独秀野心专横，造了许多谣言，阴谋掀起“驱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

陈独秀也只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儿子还有资格这样做，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六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这位荷兰人刚到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遣尼科尔斯基来接替维金斯基工作。他们来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希望能在中国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因他正和马叙伦等人率领“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天天在总统府门口请愿，便派邓中夏陪同前来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就发信给陈独秀和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参加“一大”，决定正式在七月建党。

当时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广州，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党的工作。陈独秀接信后表示不能回沪，因为他还兼着大学预科校长职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去出席会议。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钊也来不了持续三个多月的索薪运动终于和政府对抗起来。6月3日这天，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和冒雨赶来的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华门请愿。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见，还指使军警用枪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打得不能行动，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浑身血痕，头破额裂，惨不忍睹。李大钊也被军警击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来后，他不顾头部刺伤流血，仍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议演说。李大钊不能脑袋包着纱布前来开会，接到通知后，就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去了上海。

湖南的毛泽东自去年夏天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后，在长沙很快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愧是位领袖人物，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注意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团员，并一直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持信件联系，加深了留法学生对陈独秀和上海建党的了解。他当时和杨开慧已经结婚，心情特别好。接到开会通知后，便和不久前刚被湖南教育厅开除的何叔衡悄然赴沪。事后和他同在第一师范附小任教的谢觉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