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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抗争。虽然北京政府迫于他的声望没有批准这份辞呈，他也依然关心着北大的一切，但是，命运终于将1926年的蔡元培留在了上海。他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风云突变的广州，耳边仿佛传来北伐的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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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春天真是充满肃杀之气，北方的“三·一八”惨案血迹未干，南方的“中山舰”事件又接踵而来。蒋介石真是吃了豹子胆，以身家性命和前程下了一次大赌注。

3月18日和19日，蒋介石发现停泊在黄埔大本营的中山舰升火待发，他又接到同一人三次打来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这种可疑的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当时和广州的三位苏联军事顾问关系非常紧张，他甚至怀疑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阴谋劫持他，会把他弄到海参崴流放。于是，他犹豫之后果断地决定镇压。他在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大批军警，扣住了这艘军舰，拘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以“保护”为名，让他的军队解除了苏联顾问住地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总部卫兵的武装，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这一突发事件，既没有征询汪精卫的意见，也没有向苏联顾问预先发出警告，加上他平时树敌过多，所以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刚从东江前线返回广州的周恩来，当天下午就赶到广东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说他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而何香凝还要愤怒，冲破重重岗哨找上门要他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对得起谁”

当然，来自共产党的反抗更为激烈。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张太雷，立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商量对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们必须公开声讨，迎头痛击，削其兵权，将他开除查办。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毕竟有限。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张静江这位大盟兄出来为之解围。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时刻关注着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全身心地帮他出谋划策，扫清夺取最高统治权征途上的各种障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面目出现，有意和蒋频繁接触，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为了斡旋与汪精卫的矛盾，他还亲自邀请两人带家眷同游黄埔东面的海神庙。这次又关门密谈了几次，为他巧度难关献上了一条条锦囊妙计。

于是，蒋介石先主动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请求处分的圣文。还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然后与鲍罗延开始了紧张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鲍罗廷似乎过多地看重了蒋介石的作用，对他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他们达成了三条君子协议，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召回令蒋最反感的三位苏联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开除一群更为保守的国民党官员；鲍罗廷同意支持和援助北伐。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主动离粤去了法国。蒋介石终于在这场政治赌博中成了大赢家，他趁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之际，召开了中执委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将自己增补为军委主席。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先推选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再由张提议他出任组织部长，逼迫共产党让出了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以及秘书处的一系列重要职位。毕竟北伐是孙中山留下的遗愿，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继张静江登上中常委主席宝座以后，终于踌躇满志地于7月9日誓师北伐。出师前，他将中常委主席一职交给张静江代理。张静江就这样成了蒋留在大后方的核心人物，张静江指使同乡陈果夫接管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向各地党部派出一批反共的亲信分子。待部署完这些大事后，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发迹地上海和浙江。他突然想起了多年的老友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频繁地与他们书信往来，商量起北伐军南下后的各种策应措施。

难以北上的蔡元培终于又陷入了令他一度厌烦的政治。当时的上海还在孙传芳势力控制之中，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管浙江省政，夏超又推荐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李石曾又像影子一样粘住了这位容易受人摆布的老书生。一个秋天的下午，吴稚晖拿着张静江的信来找蔡元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了响应北伐，静江兄已指示褚辅成、许世英、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划三省自治运动，抵制孙传芳请来的奉鲁军南下。静江兄想请你出山，代表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