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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点羞愧地低下头，感叹地说：

“申叔走到这一步，责任全在于我。嗨！当年我见他因反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又和太炎先生失和，整天遭人围攻，在日本实在住不下去恰巧端方派人来游说，又答应以礼相待，我就替他作主答应往事不堪回首呀！来天津的这些日子，申叔整天神思恍惚，有时也想写点东西，可一拿起笔又总是伤感起来。眼看学业就这样荒废了”

刘师培因长期的肺病已元气大损，他也许又想起了往事，神情沮丧地说：

“当年的我怎么会那样狂妄，居然跳出来逐条批驳三民主义？还常常以中国革命的教父自居，说了许多空头大道理。唉！想想真是荒唐呀！”

蔡元培先是一愣，然后坦然一笑，缓缓地披露心迹：

“现在看来也不全是你的错，当时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不过你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很佩服呢！”

刘师培惊愕得瞪直了眼睛。他已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真诚的肺腑之言了，眼角又开始潮湿起来。

还记得他到日本的那一年里，孙中山指挥的数十次起义全是惨败，弄得同盟会志士死的死，逃的逃，刘师培忍不住就站出来说话他认为这种只依靠会党和新军在沿海城市暴动的革命是不会有结果的。革命要想成功，只有依靠人口占大多数的“劳民”，也就是农民和工人。他还进一步在自己的《衡报》上呼吁：

“现今的中国，欲兴真正的大革命，必须以劳民革命为根本。”

而且中国革命不能让“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来领导。他甚至说：“非有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什么意思所谓“主动”即主力，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

按他当时研究的策略，革命党人的活动必须以运动农工为本位，他还发起了一个叫“农民疾苦调查会”的组织，开始研究起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也就是先摆脱地主和国家的剥削，实行个人私有制。当革命胜利后，再实行共产制。他当时在日本看了不少马克思的书，对资产阶级已彻底失望，甚至还在刊物上叫嚷要“杀尽资本家”。一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非是想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好出风头的他就跳出来逐条地批驳起来。

见刘师培心有所动，蔡元培又不失时机地从布包里摸出几本《国粹学报》递了过去：

“玄同叫我把它送给你，说你看了这一定会来北大的。他当年在南洋中学读书，第一次读你的新史学大作简直被震呆因每期都有你的文章，所以自创刊起，每期刊物他都珍藏着。还有，你的好友黄节和弟子刘叔雅，都已应聘快要到北大”

刘师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他颤微微地走上前，一把握住蔡元培的手，低声哽咽起来：

“谢谢先生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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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新民谣

椿树胡同位于朝阳门内，离紫禁城不远。此刻，我们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终生不改忠君保皇立场，又集真知与怪诞于一身的主人正息心篱下，隐居在胡同内的一座小独院内。

小院进门先是一个花园，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有名无名的花木。引人注目的是园内那株高大的椿树，如主人般孤零零地做立着，那些浓密的淡黄的嫩叶，已随着初夏的风转青转绿了，散发出一树的奇香。高达数丈的枝丫，仿佛是小院主人那倔犟的辫子，正清奇绝伦地直指蓝天。

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

飘泊半生的辜鸿铭，就住在这座天子脚下清静的小园内，整日里坐拥书城，探寻着他理想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和伟大，散发出一种经久浓缩的芬芳。在这个世界里，堆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往昔的长卷，说的都是温馨的故事，可已经没有了俗世的味儿。辜鸿铭一页页地翻过去，仿佛看见了圣哲的荣光，帝王的龙袍和天朝的威严。正是这种威严的余晖，吸引了他，也迷惑了他，使他不仅对圣贤经典佩服不已，还对这个故国文明的一切都爱护备至。他仿佛在池世里听见了先哲的召唤，毅然承担起卫道和传教的使命，他终于成了向偏执的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传教士。

这天下午，椿树胡同十八号门前来了两位来访者。他们刚举手叩门，门上的窥视孔便“嗒”地一声开启，闪现出一双黑黑的眼珠。一见是两位年轻人，里面响起了粗重的嗓音。

“家老爷今天不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