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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延赤创作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多部关于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作品，给热遍全国的“毛泽东热”加了温，也给作者自己带来了声誉。

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作品引起的著作权官司，给他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纠纷是由河北作家阎涛挑起的。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权延赤是不是中国文坛的剽窃大王？》，遣责权延赤的作品抄袭了他先前出版的著作《东行漫记》。同时，他将有关权延赤的抄袭材料向版权机关和文艺界作了反映。

而且，据说抄袭的字数相当多，初步估计达三十二万字。

阎涛为此要求赔偿六万元。

这可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权延赤对此当然是否认的。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他说：我使用的是史实资料。

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调解，无效。

北京市版权处调解，无效。

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一场公堂对簿必不可免。

据仔细对照过双方作品的同志介绍说：双方的作品中确有不少地方是雷同的。

权延赤的律师张赤军说：就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言行的作品而言，雷同是难免的，因为历史不能随意粉饰修改。

站在阎涛一方的同志说：由于阎涛的作品发表在前，权延赤的作品难免抄袭之嫌。

律师张赤军说：权延赤在创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作品和史料，并不一定是引用阎涛的。

阎涛说：权延赤抄袭的字数多达三十一万字。

权延赤反驳说：你的《东行漫记》总共才二十万字，抄袭字数怎么会比你的书的总字数还多？

阎涛方面说：权延赤把《东行漫记》中有关历史记录中的一些笔误也抄袭了。

权延赤方面说：那毕竟是史实的笔误。在作品的思路、情节和语言这些别具匠心的创作上，才能判断是否存在抄袭问题。

这场法庭论战将是一场“证据仗”。

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手握着大量证据。

这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场官司又突然横生枝蔓。已逝毛泽东卫士阎长林的家属要求加入诉讼。她诉阎涛的《东行漫记》本身也是抄袭作品，抄袭了阎长林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指责别人抄袭的阎涛也被指责为抄袭者。

原告忽然间变成了被告。

被告又反戈一击指责原告。

权延赤向自己的律师提出这样的陈述：他作品中的部分史实直接取自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引用时作了一定修改；而阎涛则是在稍作修饰下对《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照搬照抄”。他是在阎长林同意之后才使用其作品的部分内容，而阎涛没有征得阎长林同意。

阎涛则否认抄袭了阎长林的作品。

是非曲直尚待法庭作出公断。广大读者则站在一旁，静观这场轩然大波。

普通的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当事双方的谁胜谁负，而是法律对抄袭行为到底会作出怎样的裁决。无论这官司最后怎样结局，都无法从人们心头抹去这样的印象：现在的抄袭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也无法改变人们这样的疑问：现在的文坛果真是你抄我，我抄你，你抄他，互不尊重，互相侵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吗？

强者与弱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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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达要与皇帝争权利！

如果末代皇帝溥仪还活着的话，李文达也许会当面向他发问：溥仪，你自己说说，《我的前半生》到底是谁写的？我为它花费了多少心血？著作权该不该有我的一份？

如果溥仪还活着，也许会爽快地回答：是的，有你的一份。也许他不会这么爽快，尽管他把稿酬分给李文达一半，在实际上承认了李文达是个不署名的作者；尽管他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亲手赋诗相赠。这诗写道：“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　这里的“精勤”一定是指文达的精勤，但又明明白白地写着：“助我完成”　“我”才是书的作者，而你李文达不过是帮助我的一位助手罢了。

好在他已不再称自己为“联”。如果依旧是万人之上的皇帝，李文达敢争这个权利吗。